村官受贿犯罪认定困境及立法对策—重庆冉缤律师文集.docVIP

“村官”受贿犯罪认定的困境及立法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司法实践中“村官”受贿犯罪认定标准的混乱现象，先看以下两个真实案例： 案例一：被告人戴某在案发前担任某市某区大堰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兼村经济合作社监委会主任）。2002年6月，为适应的开发建设，镇人民政府发文，要求将规划区内的所有坟墓进行拆迁。由于大堰村村属的丁湾山公墓在规划区以外，镇坟墓整治办公室又与大堰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一份拆迁坟墓协议书，委托大堰村经济合作社实施对拟迁入丁湾山公墓的坟墓进行拆迁。协议书规定，拆迁由村经济合作社统一规划、集体经营，不得招标承包。大堰村又将该项工作交由戴某负责。2003年1月，戴某利用职务之便，以“干股”的形式，两次收受承包坟墓拆迁工程的戴某乙转交的贿赂款共计7万元。同年2月，戴某向某市某区旅游度假村区纪委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上交了所得赃款。某区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对戴某提起公诉，某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8月14日以受贿罪判处戴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万元。被告人戴某不服，上诉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03年9月25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戴某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案例二：被告人王某原系某市大堰镇柏坑村农民，因其有一定的建筑专业技术，2004年11月，受某市街道办事处的口头委托，成为一名“村官”，从事街道办事处所属村庄的土地整理工程的质量管理工作（每月工资2000元）。从2005年到2007年，被告人王某利用职务之便，先后非法收受承接土地整理工程承包人邬某、姜某、单某等人的贿赂共计135300元。2007年10月30日某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王某犯有受贿罪。2008年2月28日某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某“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依据不足，但其协助政府管理工程期间，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论处”。同时认定王某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减轻处罚，遂以王某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上述两个案例，都涉及“村官”受贿犯罪。两个案件检、法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第一个案例，检察机关和一审法院认为戴某构成刑法第385条之受贿罪，而二审法院则认为构成《刑法》第163条之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第二个案例，检察机关认为王某构成受贿罪，而一审、二审法院则认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二、“村官”受贿犯罪认定的困境 笔者认为，上述对“村官”受贿犯罪的认定，检、法之间之所以存在分歧致司法适用陷入困境，主要缘于现行刑法立法、司法解释及立法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 （一）刑法立法的缺失 1997年我国修订刑法典时，将原受贿罪一分为二：《刑法》第385条受贿罪和《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刑法》第385条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人员。从刑法立法角度看，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能否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明确。 由于立法上的不明确，导致理论上对村民委员会成员能否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一直争议不断。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从该委员会是否依法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出发来判断。详言之，如果是从事的仅是本集体组织的事务，如管理村中的集体财产，就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但是，如果是受行政机关委托，代替行政机关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依法受委托在从事公务，则应视为《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农村集体组织的管理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具备《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条件，不具备《刑法》第382条（贪污罪）、第385条规定的条件。 自1979年颁布的刑法实施以来，对于如何理解国家工作人员范围，虽然刑法学界有争论，但由于当时经济体制的单一性以及立法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规定得十分宽泛，加之“两高”曾先后联合制发几个司法解释，统一了一些理论上的纷争，司法实践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争议并不多见。“两高”激烈争论始于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之后。该《决定》规定：贪污受贿罪的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但《决定》却没有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作出新的界定，从此检、法两院出现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12月25日颁布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公司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