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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带给我们的“亚洲梦”-社会科学论文 亚投行带给我们的“亚洲梦” 文／徐晏卓薛力 4月15日，亚投行的“朋友圈”最终确定为57国，相比1966年亚开行成立之初的31个成员体，亚投行的开局气势相当不错。有关亚投行的新闻充斥于各大媒体只是最近的事情，但该行的设想和筹备工作2013年已经逐步展开。从2014年初中国国家领导人与一些国家举行亚投行筹建第一次多边磋商会议，至今，已与意向国家联合举行了三次谈判代表会。有外媒报道称，中方谈判代表为争取部分美国在欧洲的坚定盟友，特意作出中国无否决权的表态。当然，中方对此作了辟谣。 亚投行的待遇：捧杀与棒杀 亚投行引发的热议，如同以往中国政府颁布的其他外事举措一样，也充斥着各种声音，其中最吸引眼球的不外乎“捧杀”与“棒杀两个论调。“捧杀”者往往把中美放置于对立和实力相等的位置，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的论断代表了这一类观点，他表示，亚投行成立之时，就是美国丧失“全球经济体系的担保者”地位之刻，“自从布雷顿森林以来，没有任何事件能够与这次中国综合运用各种努力、筹建一家重大的新机构（亚投行）相比，而美国的这次失败也是空前的，美国未能说服其传统的几十个盟友别加入这家机构”。更有部分媒体，把欧洲国家申请加入的行为渲染成“争先恐后”的态势，隐约把共同开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合作平台，映射成“万邦来朝”的氛围。这些论调，无非是把中国置于美国霸权挑战者的位置，把亚投行的建立看作是中国政府对于美日主导的亚开行、IMF和世行的不满，并准备另起炉灶。表面上看来，似乎道尽了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实际上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国家实力，而渲染对美国为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反而削弱了中国在筹建亚投行过程中的软实力。 另一方面， “棒杀”者通常是“中国崩溃论”的变调。早期“中国崩溃论”喜欢聚焦的一个指标是中国的“呆账率”，认为中国的“呆账率”、 “贫富差距”和CPI指数统统高居不下，这将导致信用崩溃，进而使中国经济垮台。而亚投行的建立，不过是对国内经济困境的饮鸩止渴，是中，国政府为解决当前对美国为首的全球产业链过分依赖，从“中国市场”扩大成为“亚洲市场”的噱头，依靠市场诱惑力，转移过剩产能，吸引资金流，延缓经济崩溃。这一论调，忽略了欧美国家对于中国主导的金融机构和经济合作平台的信心。而对于依赖亚洲市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的论点也与实际情况脱节，考虑到部分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投资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一定的风险，如果不是有强大的经济政治保障，这一举措不仅不会缓解国内压力，反而增加经济风险。 上述两种观点各有偏颇之处，那么中国政府倡导成立亚投行的初衷是什么？在未来如何更好地规划亚投行的运作，使之不但服务于中国的对外战略，同时也服务于亚洲的繁荣与发展呢？亚投行背后的“亚洲梦” 2014年末，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时，关于“一带一路”的讲话向外界传递了两个信息。 第一，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服务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经历了30年的快速增长，但中国不大可能在周边充满贫困、不稳定国家的情况下，实现民族复兴。即使实现，也难以稳固。因此，有必要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产能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带动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周边国家的发展。一个稳定、繁荣的亚洲是实现亚洲梦，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实的基础。申请加入创始成员国的欧洲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亚投行参与亚洲市场，扩大在新兴市场的影响力，同时争取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一句话，分享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果实。因此，亚投行的成立，并不是单方面对抗现有金融格局的另外选择和另起炉灶，而是基于对国内政治经济目标以及国际需求的综合考量和共赢选择，有利于中国扩大在周边自学影响力，增强亚洲国家对中国认同感。因此，在三部委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中，强调“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要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 第二，亚投行成立的初衷，并不是挑战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惯例，相反是采取积极包容的态度与现有的亚洲地区多边发展银行合作，遵循和借鉴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亚投行临时秘书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不是颠覆。”尽管亚投行在业务上与亚开行有所重叠，但从亚洲基础没施建设的资金需求量来看，两个银行并不能构成竞争。而世行主要以减贫为目标，与亚投行之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亚投行将试图克服世行效率低下、决策程序冗长、项目审核对于新兴国家来说过于苛刻等问题，但这远没有达到改变现行金融秩序和格局的程度。同时，随着英法德意等资本的加入，以及他们带来的成熟的市场规则，中方更不可能打乱和颠覆现有的经济秩序。我们距离“亚洲梦”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