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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制度瓶颈及其突破-经济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制度瓶颈及其突破 王雅欣 （河北大学，河北保定071000） ［摘要］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虽历经多次发动，但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再次提上日程，并上升到国家战略重要层面。本文从寻找三地共同利益和填补河北“洼地”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制度突破是以“河北自贸区”为制度纽带形成三地合力，既能有效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又符合长远利益。 ［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制度瓶颈； 突破 ［DOI］ 10.13939/ki.zgsc.2015.22.016 京津冀自古以来便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虽然内部结构随着朝代的变迁历经变化，但其山水相连，人脉相亲，互利共生的实质从未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京津冀各自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系统内部许多问题伴随产生。如何探索一条新时期下京津冀优势互补、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已成为当下重要的课题。 1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历史进程 回顾历史，京津冀协同发展虽然历经多次发动，但是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出台的文件不在少数，早在十年前北京就曾在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提及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河北提出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则更早，而且是作为省级重大发展战略来着力规划实施。三地一直都在从“首都圈”、“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到“京津冀都市圈”努力，然而始终没有形成合力，30多年的漫长历程背后，不仅是利益、机制的纠结，更主要的是顶层设计的缺失。 2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制度瓶颈 京津冀本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经济区域，却因为行政区划而各行其是。从根本上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瓶颈便在于顶层设计的缺失。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进行顶层设计，用顶层设计指导、引领、推动合作，克服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突破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瓶颈，才能早日实现京津冀一体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当有一个顶层设计和一体化规划。”南开大学经研所刘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河北为例，尽管河北出台了许多措施，但它最需要的是顶层设计和区域间规划，并将可持续发展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考虑进来，做深入研究。［1］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七点要求。首要就是重点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项目安排、投资政策等方面出台形成具体措施。其次要着力加大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这两点充分证明国家高层已经深刻认识到在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战略上顶层设计的缺失以及顶层设计的重要性。 要想实现三地的协同发展，必须跳出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从整体规划。既要跨行政区划消除分割，又要在行政区划线内行事，由各个行政区主体来推进行政区划的区域合作，这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主要矛盾［2］。突破这个藩篱的根本途径就是找到三地的共同利益，立足各自的比较优势，寻求利益的最大化。立足比较优势错位发展，释放区域合作红利。 3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制度突破是以“河北自贸区”为顶层设计形成三地合力 既然顶层设计的缺失造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那么如何使京津冀协同发展建立起科学长效的机制，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本文认为，无论从寻找高于行政区的共同利益还是从河北的“洼地效应”出发，唯有建立“河北自贸区”能突破现有困境而且符合长远利益要求。 3.1从寻找高于行政区划的区域共同利益角度看，建立“河北自贸区”是最佳选择 寻找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共同利益是三地多年来的努力方向，也是实现跨区域城市协调发展的根本。发现在这个区域中比自身利益更加高一级的共同利益，可能突破固化利益的藩篱会相对容易，而且力度更大、阻力更小。三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正在朝着目标一致、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路子走，预示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美好前景。 有了各自都自愿维护的国家利益，就有了跨区域协调发展的抓手，但行政区划仍然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现实制度基础。只能在行政区划基础上加强三个地区之间的协调和有机联系，追求由“块块”组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马赛克图画式的整体性和完整性。正如原首经贸大学校长文魁所比喻的那样，如果把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比作“马赛克艺术”，是指在行政区划经济块块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介质，将彼此割裂的经济拼装或编织为一个一体化的经济体。寻找链接行政区块经济联系的介质，需要一个总体设计、总体指导。［3］ 位于环渤海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最密集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