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比兴”修辞论之探析——以《文心雕龙·比兴》篇为中心.docVIP

刘勰“比兴”修辞论之探析——以《文心雕龙·比兴》篇为中心-汉语言文学 刘勰“比兴”修辞论之探析——以《文心雕龙·比兴》篇为中心 摘　要：“比兴”是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修辞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比兴”修辞有着详尽的论述。《比兴》篇不仅创造性地总结了前人对“比兴”辞格的界定，而且还规定了“比兴”修辞在文章写作中的一些方法和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比兴 修辞格 《文心雕龙·比兴》 “比兴”即比喻和兴起，它是中国传统诗文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修辞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齐梁时期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体大虑周”的文学批评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文章写作学著作。该书辟《比兴》一篇专门论述“比兴”辞格在文章写作中的运用实践，不仅创造性地总结了传统文学对“比兴”修辞概念的界定，而且确立了“比兴”辞格在具体文章写作中的方法和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刘勰对“比兴”辞格的创造性阐发 “比兴”的文学修辞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已被提出，之后不断成形与发展。据《周礼·春官》记载：“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P796)此后，汉代《诗大序》根据《周礼》中的说法提出了“诗有六义”之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1](P271)汉代经学家郑众从内部结构出发解释“比兴”二义：“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1](P796)以郑众之意，“比”是用物来打比方，“兴”是用物来寄托事理。而汉代另一位经学大师郑玄则从政治角度解说“比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1](P796)在此，郑玄将“比兴”释为讽刺和褒美的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段，进而把“比兴”修辞牵强地与政教治令联系起来，故后人评曰：“案后郑以善恶分比、兴，不如先郑注谊之确。且墙茨之言，《毛传》亦目为兴，焉以恶类恶，即为比乎？”[2](P212)汉代以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比兴”修辞有着集中地揭示：“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3](P190)挚虞对“比兴”修辞的解释撇开了政教美刺的经学阐释，更侧重于外物对文章写作的兴发作用。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在总结前人“比兴”修辞论的基础上，从如下几个角度对“比兴”辞格作了理论界定： （一）从训诂学的角度，对“比兴”的内涵作了解释 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4](P601) 这里，刘勰将“比兴”分开论述，“比”是比附，“兴”是起情，“比”是带着激愤的情感来指斥，而“兴”则意为思想情感的委婉寄托。由此观之，刘勰对“比兴”的界定抛开了汉儒美刺的政治观点，而站在文学创作的立场上强调“比兴”是作者思想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故“龙学”大家黄侃评之为：“彦和辨比兴之分，最为明晰。一曰起情与附理，二曰斥言与环譬，介画憭然，妙得先郑之意矣。”[2](P212) （二）从文章写作的角度进一步概括“比兴”修辞的艺术内涵 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4](P601)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4](P601) 刘勰对“比”的修辞内涵概括为“附意”与“切事”，讲求譬喻的准确、精当。这也正如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所言，运用譬喻修辞有两点需注意：“第一，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须有一点极其相似；第二，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须在其整体上极不相同。”[5](P75)同样，刘勰将“兴”解释为“环譬”，在继承郑玄论述“兴”之传统的同时，也将司马迁评论屈原“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6](P2482)的思想融入其中，认为触物兴情才是“兴”体得以确立的表现手段。 （三）结合具体的文章写作实践，对譬喻修辞方式予以归纳分类 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4](P601～602) 由此可见，“比”是比附，需通过对外在物象的描绘以比附作者的思想情感，所以“比兴”修辞手法的运用需要借助于外物而落实，物象是构成比、兴的重要条件。因而，“明德”“秀民”“教诲”等事理和思想情感的表达需要“金锡”“珪璋”“螟蛉”等具体的物象来比附实现。在此篇中，刘勰将“比”分为“必类”和“比义”两种方式，“比类”着重于取诸喻体的形象，“比义”更强调取诸喻体的意义。而就“比”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