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docVIP

? “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 ? ——对天津市两个省级组织的个案研究 邓宁华 　　1问题提出 　　从组织理论[1-3]看来，任何人类组织，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非营利组织，都既要获得合法性（如国家的承认与登记、社会的认同），又要获得经济资源（如场所、资金和人员），才能维持其生存并发展壮大。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放松了控制社会的努力并使之获得一定的“自由活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4]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5].但与此同时，国家又对之进行着严格[6]279而灵活[7]的控制[8-11]，从而使之面临着合法性不足的制约。而且，社会组织又存在经济来源途径少、规模小、人员业余化等问题，而面临着经济资源不足的挑战，并因此严重影响到了组织自身的活动的开展[12，13].由是观之，我国社会组织面临着合法性和经济资源的双重约束，形成了对国家和社会合法性和经济资源（以下简称“资源”）的双重依赖，并缺乏控制国家－社会环境的自主性，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一个知识背景下，2009年12月底，笔者对天津市社会组织主管部门领导进行了初步访谈，试图了解政府官员对社会组织的态度和管理。 　　不出所料，访谈对象强调了要从“政治高度”来认识社会组织问题，并且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管理和监督”，从而显示了国家对社会组织的作用及其动员能力的既希望又担心的矛盾态度。在这一访谈中，围绕当前我国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间非企业单位（简称“民非”）这三大类型的具体状况，对方建议我们去两个机构“看一看”，并向我们“推荐”了两个具有“代表性”——即政治意义上的“先进性” 　　而非抽样调查意义上的统计代表性——的体制内社会组织。它们一个为行业协会（简称为“S1”），另一个为公募基金会，或慈善协会（简称“J2”），都成立于1999年，并且是省级（或直辖市级）体制内社会组织。从2010年1月份至2010年6月份，笔者对两个组织各进行了一次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并多次对其活动日程进行了观察。此外，笔者还收集了关于它们在其网站上所公布的、媒体报道的以及访谈对象所提供的各种公开资料。 　　对访谈、观察和公开资料的分析发现，一方面，自其创立起来，这两个组织都积极地维持、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两个组织长期以来努力进取，在规模、活动和结构上都发生了一定的积极变化。S1在会员数量、会费以及服务规模上都增加了，其中在会员上由刚刚开始创立的200多名上升到了2009年的1800多名，会费今天已经达到了200多万，分支协会遍布天津市各区县，而且协会自己还创办了一个作为行业交易平台的交易中心以及两个面向商界同行的网络公司；J2自其创办之日开始，也将其网络扩展到天津市各区县，扩大了其会员规模，拓展了公募的范围和捐赠的服务项目，增强了自身在民营企业家和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并且正式员工数量也由原来的0个增加到今天的4个。今天，S1和J2都拥有自己的网站，固定资产都超过100万元，办公面积分别为600平方米和466.32平方米，2009年总收入分别达到了1800万元、286万元。这似乎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困扰当前社会组织总体（或第三部门）的合法性和资源的双重约束以及自主性不足的问题。 　　那么，对两个个案的上述发现是否与现有的主流研究结论相反？ 　　第一，笔者所注意到的，只是两个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并且是两个具有较高地位并被视为“具有政治上的先进性的代表”的社会组织，因此，相对于那些体制外的、难以获得政治和行政合法性的、特别是草根性的社会组织而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合法性的困扰。 　　第二，相对于那些体制内外的、其层次较低的社会组织（即区县以下的社会组织）而言，它们有更大的政府支持、更广泛的资源来源、更大规模的经济收入，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不存在资源不足的困扰。与此相关，笔者对《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9》中关于中国登记在案的社会组织的资源分布状况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表明，我国社会组织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人力资源等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较高层次的社会组织中[14].笔者的两个个案可以称为个案的表现。 　　第三，相对于那些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在政府的一贯支持下，这两个组织的各届领导集体（即理事会和秘书长），有着对组织的热情和突出的领导能力，而不断推动着组织的发展壮大。因此，对两个个案的上述发现，只不过指出了一个特殊的事实：某些体制内的社会组织，特别是较高地位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并不那么存在着合法性和资源的双重不足的严重困扰，并体现出较强的能动性。 　　在上述“特殊的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追问是：如何寻找到一定的理论视角，来阐述这两个体制内社会组织克服在合法性和资源上的双重困扰、实现其自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