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庭供证法律效力问题研究——兼论污点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docVIP

当庭供证法律效力问题研究——兼论污点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法律 当庭供证法律效力问题研究——兼论污点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 成宁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凯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干部 周蕾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提出后，对当庭供证、庭前供证以及污点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公诉工作中的证据调查、审查、运用、采信以及证据证明力的权衡都带来了变化，从而对检察机关如何围绕审判开展证据工作提出了挑战，有助于推动检察工作在民主法治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一、当庭供证证明力历史沿革和法律溯源 1．当庭供证证明力在中国的历史沿革。在中国，当庭供证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西周时期，据《吕刑》记载，审理刑事案件时，要“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在原被告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听取双方的陈述。建国初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公安司法机关在证据运用上主要依据党的“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条例（草案）》、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初稿）》以及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中，仅对“讯问被告人”作了规定，没有专门针对当庭供证的法条。直到1979年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无供可以定案和口供补强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2．当庭供证在各国刑事审判中的证明力。在英、美国家，基于当事人权利自治的传统理念，“被告的有罪答辩以及所作的与该答辩的提出和为审判法院所接受有关的陈述是可以作为承认而被采纳的。”法官可以根据被告人在法庭上的有罪供述，自行作出有罪判决。 3．当前我国当庭供证的运用规则。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章证据中，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言词证据的运用和认定进行了集中规定。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明确限制了口供的证明力，排除了口供中心主义。 二、当庭供证与庭前供证关系 （一）当庭供证与庭前供证证明力的判断标准． 当庭供证在一个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进行，经过陈述、质证等科学设置的庭审环节，排除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证的可能性，具有一定的保证其真实性的外部环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庭供证比庭前供证更加的真实可靠。 庭前供证，特别是初期供述是在犯罪嫌疑人意志最薄弱的时刻心理防线被突破而获得的，其后经过个人的心理建树，思考逃脱罪责的对策，在庭审这一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做出与庭前供证不一致的供述，是符合人所具有的趋利避害本性的。同时，证人也可能由于在庭审时顾及个人利害关系，而做出与庭前不一致的证词。因此，不能简单的判定当庭供证与庭前供证的证明力孰大孰小。 （二）当庭供证与庭前供证矛盾时的处理方法 实践中，当当庭供证与庭前供证相矛盾时，受审判方式上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和诉讼结构上的“侦查本位主义”的影响，审判机关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庭前供证置于优先考虑和适用的地位。可见，虽然庭前供证能否作为独立证据在法律中并无明确具体规定，仍然是理论界探讨的问题。但是，在实际审判中，庭前供证无形中已经具备了独立证据的地位，对判决结果发挥了较大影响作用，这也是出现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亦如当庭供证与庭前供证的证明力不能简单的分出大小，在当庭供证与庭前供证相矛盾时的采信与取舍也不能做简单的一刀切。 1．当庭供证与庭前供证出现实质上的矛盾时，应当首先对庭前供证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当庭供证与庭前供证有实质性的差异时，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由公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不能证明的，可以提请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或直接由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如果不能排除非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应当予以排除。 2．在认定庭前供证收集合法的情况下，庭前供证可以作为弹劾当庭供证的证据。当当庭供证出现与庭前供证“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不一致时，控诉方可以庭前供证弹劫当庭供证。 3．印证充足性对供证证明力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法律确定了不轻信口供原则，将“确实充分”、“确定无疑”、“排他性”作为证明标准，即使被告人当庭供证与庭前供证的内容一致，且真实性较强，也不能仅凭口供定案。在当庭供证与庭前供证相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