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与策问-东城区图书馆.doc

　　清代科举与策问：考官重视策问的实态以及汉学家官员的“再生产” 　　［日］水上雅晴 　　一、问题所在 　　明清科举，乡会试均分为三场实行考试，根据一般看法，首场四书题答卷的质量就是决定取中与否的关键。对四书题，举子应该用八股文以理学的观点写成答卷。在首场需要的不是对经史的渊博知识，而是文章技巧以及机敏对应时尚的巧妙。因而对从事考据学的人士来说，首场不是能够施展平生所学的地方，登科似乎不是容易的事。尽管如此，根据艾尔曼的调查，著作收录于“清代朴学著作集大成之作”的《皇清经解》之学人一共有七十五名，其百分之六十五考中举人，百分之五十三又考中进士［1］，不少考据学者在科场获得成功。其实，再根据何炳棣的推计，中国人口在明初为6500万以上，到1600年左右增加一倍以上，之后，到1800年之前达到3亿，再到1850年之前增加到4.3亿左右。其间，生员与贡生的名额缓和了，而举人与进士的名额若干增加，只是其增加率比人口增加率还低得多。容易看到，有清一代，考生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2］。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考据学者为何能够获得科名？关于此点，前人指出了两个因素：一则乾隆朝在殿试策问中呈现的试题趋向之变化，另一则乾隆朝科举取士标准的转变。 　　提出第一个因素的论者是李帆。他说：“乾隆之前，清廷各种层次的科举考试理学气味极浓，对于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学者来说，登仕颇为不易。乾隆十年（1745）起，乾隆帝便开始扭转这种局面，他在殿试时务策时加上了经、史方面的内容，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后，这一部分试题的比重越来越大。”［3］可以推测，殿试试题内容的变化为考据学者提供进入官界的好条件。但是李氏仅仅论及殿试的策题，其议论所及止于考中会试的一部考据学者，不涉及其他大部分应院试、乡试的考据学者。再根据艾尔曼，到十八世纪后半，考据学盛行的风气影响乡会试策题的内容，因而从来处于出题范围之外的考证的论题在乡会试策题中逐渐出现［4］，试题内容的变化，无论乡试、会试还是殿试，均在策问中呈现。 　　试题内容的变化影响到另一个因素，即取士标准。提起这个因素的论者是漆永祥。根据漆氏，乾隆十四年（1749）举行博学鸿词科以及次年下诏求经明行修之士，形成了“由专意性理、词章到重视经书”的趋向，朝廷取士标准随之变化。就是说，考官在评阅试卷时，不仅考验性理、词章的水平，同时考验经术的水平了。漆氏为证明取士标准的变化，提起在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会试，王鸣盛、王昶、朱筠、纪昀、钱大昕、崔灏等考据学者一起登科［5］。六名考据学者同科取中暗示，从前没有看到的因素对取士标准开始发挥作用。而根据艾尔曼的上面发言可以推测，在很多场合，其因素在审阅乡会试对策的过程中起作用，然而具体情况仍然不明。应该注意的是，漆氏所举的例子止于上面提到的，仅仅根据一个实例实证取士标准的变化相当困难。漆氏之后，蔡长林又主张“乾隆中叶以前，科场试士之内容及取士之标准，已有分化之迹象”，还只依靠漆氏所举的例子［6］。 　　如此看来，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举出充分的例子来证实乾嘉期科举考试中取士标准的变化。这项工作包含对导致变化的考官如何对待策问以及对他们重视策问进行阅卷背景之阐明。通过考察，取士标准的变化与乾嘉期学风之关系将有所明白。 　　二、考官的辨识力与策问 　　为了确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宋代导入弥封与誊写等防弊之法，之后，考官难以识别特定举子了。但是，他们并不是断念辨出特定举子而采录之。在清代科场，有些举子在答卷中写入“先期约定”的符号，而暗通关节的考言试图找出符号而采录通气的举子［7］。当然，不必所有考官都是营私舞弊的，有些考官精读答卷，只根据试卷的文章，试图识别积学之士而提拔之。在本节考察那种考官在乾嘉期的科场打算录取怎样的人才，查明他们以哪种试卷为中心进行评卷，以及弄清他们举行那样选拔的背景。 　　（一）朱兄弟的“暗中摸索”及其影响 　　朱筠（1729-1781）是清代中期以降形成博通务实的学风起着倡导作用之文人官僚。他在被任为考官之时，发挥令人惊叹的辨识力如下： 　　充会试同考官，振兴古学，得士称盛。总裁刘文正公（刘统勋）得一卷五策渊奥，以示先生（朱筠）。先生曰：“此余姚邵晋涵也，故知名士”，力赞公拔居第一。及拆卷，果邵名。公问：“何以知之？”先生曰：“今士之绩学者，某莫不与之游，读其文，如觌其面，宁或失之耶？”［8］ 　　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恩科会试，邵晋涵（1743-1796）所以获得会元的称号，不外乎由于同考官朱筠通过对策能辨认出邵氏的答卷。朱筠是设立清代重要的“学人幕府”者之一，不遇寒士云集他的幕府［9］，因此他所说的“今士之绩学者，某莫不与之游”不是虚谈。邵氏在考中会试前，从乾隆三十四年到翌年寄食于朱筠幕府，多有文酒之会［10］，因而朱氏熟识邵氏的文章。朱氏对科举考试中的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