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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行为决策差异论文 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高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行为决策差异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公职人员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要：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决策受到需求动机、“进入”成本、道德自律三个条件约束。在引入公职人员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得出影响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决策的因素是效用偏好结构、既有效用量、相对效用量、犯罪金额。研究结果表明：个人效用偏好结构不同导致高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决策的差异；就财富指标而言，高级别比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倾向性小，但一旦高级别公职人员发生经济犯罪，其犯罪金额较大；就相对效用指标而言，高级别比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倾向性大。 关键词：公职人员；级别；经济犯罪；行为决策；效用 1003-3890（2013）08-0027-05 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已有大量文献对公职人员犯罪行为进行了研究，但很少有从高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对比视角来探究理由，更鲜有研究为什么不同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的方式和手段不同。经济犯罪的风险决策是公职人员经济犯罪抉择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从行为决策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执法机关的犯罪预防工作提供科学有效的倡议，从源头上遏制不同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势头。 一、文献综述 现代经济学对于腐败行为的微观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主要研究腐败行为滋生的根源、腐败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等，以克鲁格、布坎南等人为代表，主要观点是腐败来源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行政垄断会产生许多寻租机会[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逐步深入分析腐败行为的微观机制，广泛运用博弈论、动态最优化、计量经济学等分析策略。 国内关于公职人员经济犯罪行为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成本——收益模型分析。左雪峰（2009）认为：公职人员的行为会受到需求偏好、道德自律、查处风险以及权力制衡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约束，经济犯罪或腐败能否发生，关键取决于公职人员在突破条件约束时所耗费的成本大小以及与腐败的预期收益大小[2]。二是效用分析。李敏、孔凡柱（2004）运用效用理论，从腐败主体的效用满足入手，提出了腐败理由的效用分析模型，其根据腐败主体风险偏好的不同将公职人员划分为风险规避型、风险中性型和风险偏好型，并对不同类型腐败主体的腐败行为选择进行逐一论述[3]。三是从动机出发研究经济犯罪的行为决策。谢明（2005）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运用博弈模型和决策树以及心理分析对受贿行为进行了动机分析，回答了行、受贿的理由，以及低薪为什么导致腐败等[4]。四是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公职人员经济犯罪行为。龙朝阳、田银华（2008）运用前景理论研究公职人员腐败行为认为，一个弹性的惩罚制度等同于一个对腐败的边际惩罚递减的惩罚制度，会增加行为人的腐败价值预期。并且，提高官员工资以抑制腐败的手段依赖于监督惩罚环境、薪酬支付体系与行为人的价值取向等[1]。 上述研究大多基于期望效用理论进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从腐败者“应该怎样做”出发研究腐败行为，并且均是把公职人员看成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极少涉及不同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理由。本文拟通过分析公职人员决策的约束条件以及构造公职人员个人效用函数，提出高、低级别公职人员效用函数的各种影响因素，从而分析高、低级别公职人员在进行经济犯罪决策时的差异，以期望回答高、低级别公职人员“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文中高级别公职人员是指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低级别公职人员是指乡科级、基层干部、普通职员。 二、行为主体假设与决策的约束条件 （一）行为主体假设 1. 拥有支配或影响支配公共资源的权力只是具备了走向经济犯罪的客观条件，具备这种客观条件的个人最终是否达成经济犯罪行为，取决于个体差异及个体主观行为决策作用。我们认为，这一假定比较切近现实，否则无法解释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为什么只有部分而不是所有公职人员都实施经济犯罪，且实施经济犯罪的程度存在差异。 2. 公职人员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其行为目标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人本质是利已的，不论是在普通市场或政治市场中，无论其政治级别多高，其活动目的仍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核算时采用的手段还是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 3. 行为主体只有有限理性。理性是行为主体在既定环境约束下，具有某种目标倾向性的行为特征。由于现实生活复杂性、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力和时间的有限性。虽然人们有达到理性的追求，但在不同环境和不同阶段的一些决策可能同最终目标不完全一致，所以最终是有限理性。这就导致公职人员在权衡效用利得时可能出现偏差，引起决策的判断失误。 4. 自利性。即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从而追求个人认为值得的东西。经济人内在的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