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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III”的新兴市场适用性 　　在6月25日召开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会议上，各国央行达成协议，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高1％至2.5％，且需在2016年至2018年的三年内逐步达标。 　　 　　依照2010年11月FSB递交给G20的一份报告所提出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关于资本与流动资金的新规定，将会降低未来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并建立一个顺周期效应更小的银行体系，它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长远增长。 　　 　　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银行资本与流动资金的数量、质量，提高了国际标准的一致性，限制了杠杆的扩大以及期限错配风险的累积，并且在最低监管资本的基础上引入了资本缓冲机制，在困难时期能够起到缓解危机的作用。” 　　 　　对此，市场上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因为每个重要的改革必然对某些人不利，他们会对这个成果横加指责。同样，还有意见认为，这些改革方案不会产生持久影响，甚至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同意Thomas Hoenig的观点，在这次危机后，我们确实需要对很多问题进行反思。 　　 　　而我更愿意站在新兴市场的立场上来讨论问题。在这次危机中，新兴市场所受的创伤都较小，但其金融领域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市场有很大差异。那么这场金融危机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借鉴意义在哪里，新的监管改革方案，对其究竟有多大的适用性？ 　　 　　TBTF的政治经济学 　　 　　近期，Morris Goldstein和Nicholas Veron就TBTF问题撰写了一部优秀的著作。他们认为，由于收益私有化和损失成本的社会化，TBTF加剧了系统风险，扭曲了竞争，降低了公信力。事实上，可以将TBTF概括为两个问题――金融领域的网络效应，以及金融反客为主超越实体经济时的政治反应。 　　 　　金融系统和所有网络一样，表现出赢家通吃的特征。久而久之，在市场中胜出的群体导致市场集中，它们一旦失败，整个体系的脆弱性就一览无余。 　　 　　起初，市场集中会带来效率的提升，同时更高的收益会带来表面上的稳健，但是达到一定程度后，当垄断的、高风险的、掠夺性的行为发生时，社会价值将会转变为社会成本。 　　 　　???旦银行倒闭，就会形成隐性的财政负担。大而不倒会对财政形成影响，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银行监管或中央银行问题，不如说它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所以，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市场竞争、金融系统稳健性以及社会公正等问题。 　　 　　但是，请注意，Goldstein和Veron在他们的评估中并没有包含亚洲，因为亚洲较大的银行系统都是国有或半国有。这种体制下，银行家不可能在政治上比国家更为强势。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基本假定是，金融领域服务于实体领域，而不是倒过来。 　　 　　当然，亚洲在推行国有制和严格监管的同时，常以牺牲金融创新为代价。但是亚洲人通常相信，如果像在实业或服务业中监管产品安全性那样对金融创新进行监管，那么上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在亚洲当一幢楼倒塌时，土木工程师将会进监狱，但是现在，当金融系统崩溃时，金融工程师甚至从中渔利。这种激励机制显然是极其扭曲的。 　　 　　这部分是因为主流的自由市场金融理论，受其影响，危机前的金融监管奉行点到为止。坦率地说，金融系统一直在竞争，因此监管者的一项责任就是保护投资者和储户/公众的长期利益免受金融界行为的影响。 　　 　　作为公共储蓄的受托管理者，公众的期待无非就是金融领域更高标准的信用与道德。但是这次危机表明，建立行为准则比退出更加迫切。 　　 　　复杂性与监管套利 　　 　　提高现代金融的复杂性已经成为一贯做法，在这个过程中，监管组织和投资者被卷入有毒的产品和过程，而很少有人对此充分了解。 　　 　　实际上，这些改革与解决方案所针对的就是这种复杂性，而非Jacques和de Larosiere所认为的这将会有大量的套利和风险转移进入影子银行领域。显然，影子银行在金融系统巨大的道德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关键是全球准则的贯彻与执行。我们都希望法律是容易被理解与应用的，并且执行起来相对简单。然而法律作为行为准则通常卷帙浩繁。鉴于此，在实施方面的优先顺序就成了关键。 　　 　　人们倾向于制定一套改革方案，这些方案看起来都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基于发展阶段和历史的全球差异，我们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即一套单一的详尽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所有国家适用。改革后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常常就一套改革方案达成一致，然后每个国家开始各自执行“例外情况”。 　　 　　迄今为止，新兴市场还没有对“巴III”表示强烈反对，因为其金融的发展阶段相对没有那么复杂，因而未受到此次危机过多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