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已死，学术将亡.pptVIP

　　 继东北财经大学曝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后，上海一位博士研究生又发现一篇更牛的论文抄袭事件，除了“致谢”不一样外，两篇论文的全部内容一字不差。近年来，教授与研究生数量共长、论文与学术成果齐飞。但细看一下这些“成果”，东摘西抄者有之，胶水加剪刀者有之，剽窃抄袭者有之，请人捉刀者有之，瞎编乱造者有之。东方论文大国崛起的“捷报飞来”，只能“当纸钱”，烧给在论文丰收中死去的中国学术。 曾经杰出的中国论文 1938年，28岁的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其导师在序言中评价：“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1980年代，一批人文学者凭借博士论文成功奠定其学术知名度。如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杜小真的博士论文《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研究》等。这些论文使他们一举成名，另外也宣告了“文革”后新一代学人的崛起。 曾经杰出的中国论文 中国论文正走向死亡 论文大国，学术小国 2007年，中国作者发表国际主要科技期刊和重要会议上的论文共20.8万篇，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国单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排在所统计的145个国家中仅仅第117位，发明专利数量仅为论文数量的几十分之一。 在我国，发表科技论文的，大都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由武汉大学发布的2007年《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中，前100名没有一所中国内地的大学，北大192位，清华196位。 较真的答辩委员没人敢请 某大学答辩委员会上，一位外地请来的答辩委员问了一位应试者几个问题，该生一个也答不出。这时该生的导师坐不住了，指着从外校聘请来的委员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考他，还是考我？ ”清华大学的黄万里教授在世时，也应邀当过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但他在学术上历来认真，合格就是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合格。因为不肯放弃原则，以后就没人请他参加答辩了。上海的周瑞金先生担任答辩委员，对博士论文说不，成为一时新闻，周瑞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黄万里呢？ 学生抄不停 如今学校把就业率放在第一位，论文被放在次要位置，导师们也因为要带研究生，忙课题，没时间仔细看论文，论文只是走个形式，只要写出来，基本上都能过。正因如此，学生们对论文也不会太重视，不少学生做毕业论文，就是到图书馆、网站去找资料“借鉴”。书上抄一点、个人编一点、相关学科论文引用一点，很多文科生的论文就这样出炉了。（ 老师不停抄 近年来，有关著名教授、博导的学术丑闻可谓不绝于耳。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长城所著的《经济社会学》一书，被指剽窃8万多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于1998年出版的《想象的异邦》与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中译本雷同，被北大学生举报；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抄袭，官方调查称，通过对比得出结论：李庆生教授所著论文引用周济教授一文共2800余字，属于“过度引用”，确有不妥。 论文死因剖析 以论文数量为指标 尽管每年都有院士出来指责，90％以上的论文都是垃圾论文，毫无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众大学依旧以论文发表数，作为学校当年的重要办学业绩、将论文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标准。 　　2005年9月，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博士后茅广军跳楼自杀。茅是在某科研单位三年一次的考核中，因发表论文数量不够被解聘，并让他把房子交回，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他因而郁郁寡欢，终于走上绝路。 论文承载了太多功能 论文本应是研究成果的载体，可是我们却让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评职称，选劳模，分房子，提职务，发奖金，申请课题，毕业过关，定岗定位，末位淘汰，出国开会……集如此多的功能于一身，学术论文变质变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重视论文数量的“学术评价”体系，让越来越多的学生，从一接触学术研究起，就走上了一条功利的“学术”之路。 学术杂志生财有道 在博士论文答辩中，导师可能会讲人情，那怎么保证论文质量呢？有的大学就想出一个办法，规定博士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若干，否则不准答辩。他们想让学术杂志代行把关职责。殊不知，学术期刊的编辑也不是桃花源中人。这正好给他们送去一个寻租的机会。有的学术期刊抓住这个机会，来者不拒，条件是交版面费。旧的问题没解决，又生出新的荒谬。有人算了一笔账，现在博士生一年招好几万，所有“核心期刊”的版面都给博士生发论文都不够用，何况还有硕士。 如何拯救论文 学术自治 论文“垃圾化”问题的源头在于官僚办教育，而且以管理工业的方法来管理人文事业，其结果就必然导致创新精神、人文精神的阙如，导致学术研究的全面异化与贬值，导致为了片面追求政绩而形成浮夸风。一年磨十剑都还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