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绥边界那溪地段山林权属纠纷的调研报告.docVIP

洞绥边界那溪地段山林权属纠纷情况 调 查 报 告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围绕三最搞调研，排忧解难促发展”活动安排，由市林业局牵头，市检察院、市民政局、市政府法制办派员参加的洞绥边界那溪地段山林权属纠纷专题调研组一行5人，从3月25日至3月30日，历时6天，采取听汇报、开座谈会、实地调查等形式，走访了绥宁、洞口2个县、5个乡镇、2个林场、18个行政村，走访人员71人（场）次。对这起全市最大的一起县际山林权属纠纷，绥宁县委、县政府有请求，两县乡、镇、场、村有要求，当地群众积极响应，充满期望。 一、权属争议概况 洞绥边界那溪地段山林权属争议由来已久。上世纪60年代，绥洞两县边界村民互通有无，和睦相处，很少发生争议。到了70年代，洞口县那溪林场边界工区建立后，双方开始出现边界山林纠纷。80年代初期，两县边界纠纷十分激烈，90年代有所缓和。但2002年后，洞口那溪林场将区域内部分争议山林划为国家生态公益林上报，矛盾再度激化，呈愈演愈烈之势，突出表现在：一是涉及面广，争议地区涉及到5个乡镇2个场18个村；二是范围大，争议面积有9万多亩；三是路线长，争议地区界线长70多公里；四是时间久，争议从70年代开始至今近40年；五是损失惨，据初步统计，损失木材1万多立方米，损失楠竹44万根，其中腐烂木材2500立方米，腐烂楠竹23万根，烧毁挖机一台，炸桥梁、毁公路，直接经济损失5千多万元；六是积怨深，双方群众发生械斗12次，死1人，伤147人。由于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争议地段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森林资源无法开发和利用，人民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保障，存在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二、历次调处情况 各级领导对该山林权属纠纷案高度重视，并多次组织调处。1980年，原地委副书记何广德、行署副专员曲铎组织对大竹坪地段18000亩山林权属调处，划过大界，两县代表也在图纸上签了名。绥宁县代表回去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并将情况通报当时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群众反响强烈。由于所划界线把常年居住在金屋公社新华大队大竹坪2个生产队山林田土全部划了过来，签名代表连夜赶往邵阳，又将签名图纸拿走。1983年至1984年，原地委书记刘中心、副书记朱静安、行署副专员白宝庭主持对枫木湾20539亩山林权属进行调处，工作组在山上打帐篷安营扎寨28天，野外逐块逐段核对，调查取证、议证历经整整一年，然后以邵署发[1984]88号文件下达处理决定书。处理决定下达以后，因《森林法》还没有实施，故行署又补发了电文暂缓执行。在此时间，绥宁县水口乡群众不服，多次到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上访。1987年1月，省人民政府派林业厅副厅长吴鹤鸣和我市副市长何作国到枫木湾进行了12天的调查，通过踏看现场、听取原办案人员意见、查阅所有原始资料，然后向邵阳市政府和省政府作了专题汇报，市政府以市政函字[1987]21号发给绥宁、洞口两县政府《关于绥宁县水口与洞口那溪边界山林权属处理的实施意见》，但都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2004年，市委、市政府就此纠纷再次进行调处，但因种种原因，无果而终。 三、纠纷扩大和难以解决的原因 那溪地段山林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明晰、体制不稳定，矛盾的焦点是那溪国有林场同绥宁县村里的矛盾。 该地段山林权属纠纷发生后，呈不断扩大趋势。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双方争执山林61003亩，到80年代初新增加20300亩，90年代又增加4700亩，到目前为止，争执总面积达到9万亩左右，其中人工林4万多亩，天然林约5万亩。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认为，纠纷不断扩大的原因：一是洞口那溪国有林场是在1954年设立的国营洞口林场那溪营林区的基础扩建而成，扩建中没有与周边接壤的绥宁县有关乡村办理接边手续和山林权属认定手续。以至到现在，洞口县拿不出那溪国有林场的建场批文和批文的设计图。二是1982年洞口县那溪林场与那溪乡村调整山林以及绥宁县洞口县双方在“林业三定”发放接壤的山林权证时都没有找对方核定签字。三是1990年洞口县在发放国有林权证时也没有与接壤的绥宁乡村核定山林权属手续。四是受利益驱动，那溪国有林场2002年把有争议的山场上报为国家生态公益林领取补助，绥宁县在争议山上进行砍伐、修路等作业，加剧了矛盾的激化。 这一地段山林权属纠纷长期不能调处，政府裁决了也执行不了，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客观上，该纠纷争执面积很大，争执现场位于海拔高、地形复杂、渺无人迹的山区，现场调绘非常困难；加上档案资料不全，证人大多去世，知情人较少等原因，调查取证十分艰难。由于证据不够充分，双方群众不服。主观上，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两县和有关乡镇场村的领导干部缺乏大局观念，个别干部甚至在背后操控老百姓闹事，人为制造矛盾。 四、两县干部群众的要求 在这次调查走访中，我们听到双方乡村基层干部这么说：“调处洞溪那溪地段边界山林纠纷说难比登天还难，说不难也只有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