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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49特殊时代的建筑成就 　　1912年1月1日，随着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建筑的历史也由此拉开序幕。至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前后38年的时间里，在南京、武汉、重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涌现出一大批民国建筑，它们种类多样，风格各异，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独特个性和成就。 　　对于民国建筑的认识，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今天的家喻户晓，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也折射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探索与实践的艰难历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里，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民国建筑一直处在自生自灭阶段。在这一阶段，民国建筑如同时代的弃儿，既没有人做系统的调研，更没有人敢提及民国建筑的保护问题。对于民国这一阶段历史，大家都讳莫如深。位于南京的民国时期“总统府”，直到2002年11月“总统府”三个大字才被重新挂上门楣。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许多公共、大型、高档的民国建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多由军事单位、政府机关管理使用，加之本身建筑质量、建筑式样都是当时最优秀、最先进的，因此，得到这些单位的精心维护和使用，很少受外界干扰，幸运地被留存下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思想逐步深化，历史学界率先突破民国历史的禁区。1985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宪文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的出版，被视为大陆中国现代史学界解放思想、打破传统史观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从此，民国作为一个时代开始得到认同。1980年代末，以清华大学汪坦教授和东南大学刘先觉教授为代表的建筑学者开始关注民国建筑，他们所进行的近代建筑调研，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近代建筑的体系特色，以引起国人对这一时期建筑的认同。与今天有所不同的是，学界当时并没有用“民国建筑”这一时代名称，而是笼统地归为“近代历史建筑”这一大的时间范畴之下。这造成对“民国”这一时期建筑的时代特色研究并不明显。 　　从建筑学上讲，古代建筑与古建筑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以时间为衡量标准，后者应是以是否用中国传统形式、工艺、材料为评判标准。如果说，古代建筑包括唐、宋、元、明、清建筑的话，那么，近代建筑应当就是1840～1949年，包括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建筑。古代和近代应当不是建筑学断代的标尺，也不可能作为判断某一时代建筑特征的依据。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看，随着时代的推移，近代建筑中的民国建筑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古代建筑的一部分。而诸如唐代建筑、宋代建筑与元代建筑之间肯定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于不同的时代特征和主流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因此，用特定时代来定名和总结它们的建筑特色是尤为必要的。这也是记忆历史最有效的途径和办法之一。对民国建筑进行研究和总结当然也是如此。 　　1990年代，《民国官府》《南京的建筑》《南京建筑志》《南京建筑MAP》《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等著作的出版，都或多或少提及民国建筑的概念和特色元素。 　　进入21世纪，直接以“民国建筑”命名的图书相继问世。张燕先生主编的《南京民国建筑艺术》，从建筑艺术角度介绍了南京民国建筑的艺术风格的变化。卢海鸣、杨新华先生的《南京民国建筑》，以大量的文字和珍贵资料照片，对民国建筑的历史、文化和建筑艺术成就进行了综合介绍。这两部作品的出版，标志着“民国建筑”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进入学术领域。 　　2005年5月，以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大陆行为界限，民国建筑开始引起包括台湾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国人的共同关注。加强对民国建筑的保护呼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响应。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自然成为主导民国建筑保护的核心区。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更是将民国建筑的保护工作逐步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提出“找出来、保下来、亮出来、用起来”的口号。并于2006年1 2月1日施行了《南京市重要近现代建筑和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保护条例》，这一被誉为民国建筑保护“里程碑”式的地方法规，首次将民国建筑保护提上了法治化的高度。 　　2008年5月，南京市政府公布了《2008年南京市重要近现代建筑和近现代建筑风貌区整治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当年市财政投入2000万元，对19幢和9个片区的民国建筑进行了修缮。通过对这些民国建筑的功能置换、外墙清洗出新、协调周边建筑色彩和风格等方式，让其焕发昔日光彩。 　　2008年12月28日，南京民国建筑研究院的正式挂牌，标志着对民国建筑的研究工作进入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新阶段。 　　截止2010年年底，南京先后有165处民国建筑被国家、省、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有134处民国建筑被列入《南京市民国建筑保护规划名录》。民国建筑已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得以保护。 　　民国建筑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建筑史上处于承上启下、中西交汇、南北交融、新旧交替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