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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理念 　　 “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这是我们每个教师都必须面对的选择，二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学方式，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理念。 　　“教教材”，是教师把学生当作一种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教师一味地把教材内容灌输给学生。教材不仅是学生认识的对象，还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目标，“学习教材，掌握教材”成为教学的唯一目标与终极目的。“用教材教”，是教师只把教材作为进行教学活动的凭借和实施教学行为的工具。教材是教师用来达到教学目的、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手段。 　　“教教材”与“用教材教”，前者只是为了学生的一时之需，舒缓学生的暂时之急，解决学生的临时之难，它只是授学生以“鱼”；后者重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与进行技术创新的技巧、方法与能力，从根本上授学生以“渔”，它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可持续发展与终身进步奠定基础。前者见识肤浅，可谓鼠目寸光，只能事倍功半；后者饱含战略眼光，堪称远见卓识，必将事半功倍。 　　“教教材”的模式可概括为“教师上课讲教材，学生课后背教材，考试命题考教材”。“用教材教”的模式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特征并结合学生实际需求而定，教师不仅要阐释教材重点与难点知识，运用理论分析教材观点，挖掘隐性知识，引导学生联系所学相关知识和实际事例，而且要指导学生查阅相关课外书籍、思考相关问题。尤其是注重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探究现实生活中的有关问题，并力图寻找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法与最佳途径。 　　“教教材”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是主宰者，独霸课堂并自编自导、“独唱独演”，学生始终是观众与旁观者，课堂气氛沉闷。“用教材教”，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要设计者，学生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有时也是策划者。师生“共编同导”，合唱共舞，形成良性互动，课堂气氛热烈。 　　“教教材”只要教材不变，教师可以不顾教学对象的更替，不顾学生的兴趣、基础、学识水平、能力层次、整体性与个体差异，等等，课前“抄”教案，课堂背教案，以不变应万变。 “用教材教”，它要求教师常教常新，历久弥精，即使“年年岁岁书一样”，但也要“岁岁年年教不同”。因为，虽然教材未变，但学生不同了，环境改变了，社会发展了，要求也提高了。因此，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思路的设计，教学方法的采用，教学手段的更新，等等，都应该随之改变。 　　“教教材”只会让学生养成考前看、记、背教材，考后“丢”教材的不良学习习惯。这样，培养出来大多是只会死记硬背，思想僵化守旧，思维呆板单一，“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用教材教”会让学生思维活跃，知识面广，思维敏捷，乐于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善于思考、沉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治学精神；有助于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运用能力；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才华的展示，潜力的激发。这种教学方式培养的学生必将成为能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集学习、实践、探究与创新能力于一身的新型高素质人才。 　　在第一种理解中，由“教教材”转变为“用教材教”的理论，暗含着语文生活化的理论主张，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课堂教学向课堂外、教材外拓展。这里有几个问题被人们所忽略：语文教学为什么要向课外拓展？为什么要向教材外拓展？只是为了拓展而拓展吗？这种拓展性的教学的落脚点在哪儿呢？我们认为，以“用教材教”指引语文课堂教学向生活拓展的目的不在生活而在语文，语文课的教学目的不是让学生在课堂里“生活一番”，而是“利用生活化的场景或调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帮助学生来学习语文”。例如教《双桅船》，我们请学生讲讲他们生活中坐船的经历，谈谈当船离开岸时自己的心理感受，从而建立起一种“船”与“岸”的关系意识。这样做，既使学生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建立起“船”与“岸”的关系意识，帮助学生理解诗歌的情感模式，又达到对诗歌隐喻意义的理解的目的。在这里，安排“坐船”生活场景的教学环节，目的不是教“如何坐船”，而是“诗歌理解”。如果借《双桅船》的教学来教“如何坐船”，则本末倒置。这种本末倒置的语文教学在实践中有没有呢？例如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教师在教《胡同文化》时，大量引入北京胡同文化的材料，大讲特讲北京胡同文化的产生、特征、主要内容等，这实际上是把教学的落脚点主要放在对“北京胡同文化”的学习上，而不是放在《胡同文化》这篇文章的学习上。学习一篇文章与学习这篇文章所写的对象内容不是一回事。教《胡同文化》把落脚点放在“北京胡同文化”上，与教《双桅船》把落脚点放在学习“如何坐船”上，其谬误性质是一样的，虽然本来“如何坐船”与理解《双桅船》是有联系的，但如果位置放得不对，性质也就变了。 　　在第二种理解中，由“教教材”转变为“用教材教”的命题，暗含着“语文课程应该以知识为实体”的理论主张。这种理论主张是对前一段时期人们忽视语文知识在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意义的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