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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与成功实践 　　非凡时代催生伟大理念。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随即提上了中央领导集体议事日程。面对这份沉甸甸的历史考卷，必须解答好两大难题，一个是用什么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诉诸武力还是和平解决？一个是如何管治回归后的领土，一律治理还是区别治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政治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这一科学构想勾画出一幅国家和平统一战略和治国理政模式的新蓝图，形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率先在香港、澳门实行，由此开启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实践。在即将迎来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回顾并总结“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正当其时。 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一国两制”构想气魄宏大，世人称奇。说其伟大，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战略胸怀、政治包容和制度自信。 　　（一）“一国两制”构想蕴含着老一辈领导人对维护主权、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印记了近代中国苦难屈辱的一页。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谋篇布局时，把香港问题放在内外战略考虑，决定“暂不收回”，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以此保留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通道，体现了斗争的灵活性与维护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原则性的高度统一。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把收回失地、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视为神圣职责，念兹在兹，舍我其谁。在他们坚强的理念和意志中，“一国”原则、主权原则是至高无上的、无条件的，构成“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价值。邓小平在1982年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谈香港问题时就坚定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对此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这种令人敬仰的历史担当精神和国家意志，成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原动力。 　　（二）“一国两制”构想基于重要的发展理念，实现了发挥港澳优势、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最大化。古往今来，领土回归、国家统一问题的解决通常都伴随兵戎相见，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反其道而思之，着眼国家发展全局，审视世界大势，打破冷战思维，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创造性用于处理国家统一难题：同英国、葡萄牙谈判解决香港、澳门回归问题，把国家统一的成本降到最低限度。时值国家进入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解决回归的大前提下，为国家改革开放营造一个和平环境，继续利用香港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是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是成熟政治家的明智选项，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决策。用邓小平的话讲“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就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正是邓小平为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设计的出路和办法。事实证明，持续稳定发展的港澳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三）“一国两制”构想来自超凡脱俗的政治包容和制度自信。小平同志力排众议，坚持制度创新，主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容许个别地区长期保留资本主义，把两种原本对立的制度融入一国，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而是和而不同、互济双赢，其胆识、其气度、其胸怀非常人可比。这种政治包容，从不同而和中发掘出国家利益和港澳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一国两制”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体现了对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坚信社会主义能够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坚信共产党有定力、有能力驾驭“一国两制”的正确航向。 　　（四）“一国两制”构想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宝库。中央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对港澳历史、现实的尊重，才决意在一国之下保留港澳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一国之下、两制并存的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气魄，开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国家治理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一国两制”构想一经提出，其必要性、正当性和生命力立即显现出来，犹如一座巨大灯塔，光芒四射，照耀着中国新时期国家统一和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以香港为例，正是从这一构想出发，形成了中国对香港的十二条方针政策，奠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正是依据“一国两制”方针，确立了中国宪法第31条；正是遵循这一方针，中国政府同英国谈判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订立了《中英联合声明》，在附件一全文刊出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