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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峰与建国初期东北地区富农党员问题的解决 　　1952年下半年，我同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行将结束，东北地区经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即将出现。为加强东北局组织部工作，1952年6月，东北局调辽西省委书记郭峰到东北局任组织部副部长。同年7月，郭峰到任。9月29日，中组部发文，中央批准郭峰为东北局委员。1953年4月，张秀山不再兼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由郭峰继任组织部长。郭峰在任东北局组织部长期间，面临一个有争议看法和主张重大的政策问题――东北地区富农党员问题。对此，郭峰和东北局领导，从东北地区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相应政策，有效地解决了问题。 　　东北地区除辽西省一部分新区外，大多数市都是在1948年前结束土改的。到建国前夕，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农民富裕起来，成为新富农，他们雇工、租地、买地、放债。新富农中有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村干部，其中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富起来了，但也有了剥削。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土改以后，农村经济虽有发展，但从总体上说，生产力还很低下，农民生活水平还是很低。有些农户没有致富的能力和经验，还有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把自己的土地租出或卖掉，甚至又成了雇工，重新受剥削。这就是东北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个问题，需要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和政策。这有一个很复杂的认识过程。 　　1949年7月，东北局组织部曾就是否保留农村富农成分党员的党籍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中组部批复“暂保留其党籍”。1949年12月5日，东北局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东北局有关领导和东北各市委书记参加。会上围绕是否允许党员当富农，是否允许党员有雇工、放债等剥削行为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形成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是，虽然目前党和政府的政策允许社会上富农经济的存在，但不应允许共产党员成为富农，不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存在。这种意见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政策允许社会上存在富农经济，也就应该允许新富农中的党员在党内，以使党内外政??一致。 　　关于如何引导农民发家致富，多数人认为不能靠富农经济的影响，而应当通过互助合作或者更高级一点的形式，如高级合作社或集体农庄，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此时东北地区有的省在土改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实践效果也是很好的。东北地区各级领导都很熟悉这些情况，因而经过讨论，参加会议的人大多数认识一致，进一步明确了东北农村工作方针应是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更高级的形式。关于如何对待剥削，参加会议人员认为应以东北局名义做出决定，说明对共产党员和普通农民应区别对待，不允许共产党员有剥削行为，要带头走集体致富之路。对于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情节严重的要开除出党；而对农民则应以正面教育方式，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 　　农村工作座谈会结束前，高岗于12月10日作了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强调我们农村经济发展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这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他也提到允许单干、雇工，但强调限制，要加强领导，组织起来。他批评了“要求单干，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的思想和行为。关于党员雇工、单干问题，高岗说，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但这些问题主要是采用教育的方法解决，非在必要时，不采用组织手段。根据会上讨论情况和高岗讲话，东北局组织部形成一份《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并上报中组部，《指示》中号召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变工组，在合作社入股，批评共产党员只想个人发财，不管多数群众贫困，甚至想剥削的富农思想。 　　1950年1月，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到北京座谈会汇报提出了关于富农党员问题并请中央明示对待富农党员的政策。张秀山到北京后，毛泽东不在北京，张随即向中组部安子文反映了情况。1月23日，中组部为了批复东北局组织部的文件，安子文向刘少奇汇报了张秀山反映的情况。刘少奇对安子文讲了自己的意见。中组部即根据刘少奇谈话的精神，对东北局文件作了批复。刘少奇谈话的大意是：东北地区在土改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新富农，这不可怕。东北地区人少地多，去年山东人逃荒到东北，没有地，只好当雇工，他们还会感谢富农的剥削。如果有100万山东人到东北当雇工，不但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而且也把东北的生产搞上去了；党员要带头发展生产，带头致富，就要带头雇工。东北农户，家有3匹马、1副犁、1挂大车，不算富农，而是中农，这样的农户多一些是好事；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的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党员生产发家了，将来实行集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