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类媒体高端化趋势.docVIP

都市类媒体的高端化趋势 　　当下，都市类媒体正面临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强悍挤压。 　　都市类媒体在它的草创时期，通过扩张触角，突破党报的内容边界，满足人们的信息饥渴，在传媒市场上攻城掠地，所向披靡。彼时，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党报、各类杂志、广播电视。 　　现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都市报的信息供应能力在互联网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而与互联网这个强大的对手相比，无论时效性、介质表现手段的丰富性、检索方便程度，都市类媒体的载体――报纸都是完败，勉强算得上报纸优势的便携性，也因大屏幕智能手机、更轻薄的笔记本电脑、各类电子阅读器的日益成熟而优势不再。有阅读报纸习惯的读者正在老去，年青人与纸媒渐行渐远。 　　对此，国内同类媒体有何应对之策呢？ 　　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位列第一方阵，是中国都市类报纸的领跑者。去年南都运营总收入23亿元，其中广告收入15亿，已经超过广州日报；成都商报广告收入突破10亿元。其综合实力可见一斑。 　　考察中，我们感觉，这几家报纸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在互联网的挑战面前，显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前瞻性。 　　具体来说，它们的战略定位、战略转型，使各自媒体呈现某种“高端化”的趋势。这种高端化，是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再挖掘、再放大、再增值，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揣摩。 　　大视野：不做“一般”的信息提供者 　　社会新闻――火灾、车祸、刑事案件、跑腿热线，等等，是都市报起家的资本。早期的都市报，大都经历过社会新闻唱主角的阶段。 　　都市报的另一立身之本，是各类信息的密集呈现。读者翻开报纸，总能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哪怕只有一条，也值回了五毛、一元的零售价。 　　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曹轲认为，一方面，读者的阅读水准在提高，零碎的社会新闻对眼球的吸引力在减弱；另一方面，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多，短信、微博、网上检索，等等，报纸只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总之，读者在进步，环境在进化，报纸如果不同步，就会被边缘化。 　　他认为，南都不能做“一般”的信息提供者，要以深度、厚度、锐度、力度取胜。简言之，主要精力要用于做质量，不做数量。 　　早在1999年，南都就开始大规模地做时政报道；2002年，南都集中力量做深度与评论，孙志刚事件，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开设深度版后的产物；此后，调查性报道成为报社全力打造的产品。2007年，南都开始关注全国“两会”，加强对国家级事件、省外事件的报道。在“十七大”上，该报派出30多人的报道团队，包括时政、经济、评论、视觉等方面的主力记者。 　　李鸿忠离开深圳时，南都做了10多版的策划报道“鸿忠答卷”，对他在深圳时的政绩进行客观评定，为他送行。这样的手笔和高度，是其他媒体难以企及的。 　　思维的原创性、深度、权威、准确、公信力，南都的此类价值诉求，使它的新闻产品区别于互联网上的一般信息，显示出差异性、独特性、高端性，赢得主流读者、年轻读者的青睐。 　　无独有偶，成都商报也明确提出：“办一份符合网络时代阅读习惯的市民大报，做有价值的、让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新闻。”该报常务副总编陈海泉认为，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报纸要重新定位。要做区别于新媒体的新闻报道，你就得有更多的新闻资料，更多的背景，更多的分析，更巧的角度。 　　比如，去年成都曾有劳务中介市场发布信息：成都保姆市场的指导价月薪已达到四五千元。此信息一度造成雇主与保姆关系紧张，社会舆论包括网上舆论众说纷纭。保姆月薪真有这么高吗？这么高的指导价，谁请得起？保姆和雇主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成都商报派出多位记者到雇主家中搜集信息，发出了多篇权威调查报告，廓清信息的模糊地带。“发出最权威、最精准的声音”，这一点，是其他新媒体难以做到的。 　　陈海泉认为，过去市民类报纸很讲究地域的接近性，如今则要符合网络时代的传播特征，打破地域限制，某些省外乃至国外的新闻也要及时报道。比如“限房令”，重庆的限房令成都人会不会关注？肯定会，因为成都也可能很快颁布这种政策。再比如去年做了关于美国的“虎妈”报道，这名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教授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她骂女儿垃圾、要求每科成绩拿A、不准看电视、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等，虎妈的故事登上《时代》周刊封面。虎妈的这种“严格的棍棒教育”的方式，难道不该引起国内反思？ 　　考察期间，正值日本大地震，我们了解到，南都派出了10多人的赴日报道团队，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分别派出5人、2人赴日本，体现了这些报纸对国际重大事件的高度关注。“这样的行动，在都市报早期，是难以想像的。”华西都市报总编辑李鹏说。 　　大推送：MEWS与PAPER分离，向内容提供商转型 　　从去年起，南都的LOGO“南都，无处不在”下面，悄然多了一行字：“南都全媒体集群”。 　　事实上，从去年起，南都的总体发展战略正进行一次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