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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决策中的法律思维 　　在我国走向法治的征途中，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加强法律思维的培养，善于运用法律的思维方法来认识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 　　 　　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领导干部的主要职责在于解决矛盾、平衡利益，同样地，法律的主要功能也正在于解决矛盾、平衡利益。因此，领导特质与法律特质具备天然的适配性，法律学科从来就是一门领导学科。 　　 　　中国领导干部 　　专业背景的四次演变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系统中，法律专业背景出身的政治家往往占据了大多数。据统计，美国战后65%以上的总统和国会议员都具备法律专业背景，而且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加速。当一个社会如此大规模地选拔具备法律背景的人才担任领导人时，其背后一定折射着这个社会对法律的一种深刻的需求。换句话说，这个社会看中的是这些领导人身上所具备的深刻的法律思维。 　　我们知道，专业背景对于一个人的社会人格影响至深。专业背景是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路径依赖，是一个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要依凭。正因如此，一个社会对于领导干部专业背景的选择，往往折射出这个社会需要面对和完成的主要战略任务,而随着一个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领导干部的主要专业背景也会随之渐渐演变。 　　中国领导干部的主要专业背景将很可能会经历“军事―工科―经济―法律”四个阶段的演变。应该说这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为了挽救一个处于存亡之际的民族，人们需要具备军事才能的领袖；当国家进入从无到有的大建设时期，工科出身的领导人将从火热的建设事业中脱颖而出；当市场经济大潮大举来袭时，深谙经济管理之道的专家必然会走上前台；而当社会的经济活力已被充分调动、经济总量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单纯的增量不再是最重要的，社会更为迫切需要的是一套稳定和公平的规则。在这种时候，具备深刻法律思维的政治家将拥有独特的专业背景优势。 　　客观地看，由于国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中国当前应当处于后三个阶段交织的状态中。但是认真分析仍然可以发现，目前第二阶段正在逐步完成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形成以第三阶段为主的态势，但是第四阶段也已经崭露头角并对第三阶段形成一定的补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法治社会的逐步建立，中国的领导结构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第三、第四阶段并重乃至于第四阶段为主的时代。这虽然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但其基本走势应该是不可逆转的。 　　 　　法治是一门艺术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就是不同利益群体在共同价值目标之下的一种正和博弈，每一个法律制度都是一个经过充分博弈的均衡解，是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社会矛盾的最优解决方案。人们之所以将这种解决方案上升为法律，就是力图将这个最优解决方案迅速稳定化和普适化，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其背景，从而节约社会无数次重复博弈的成本。 　　正如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所说的那样：“一兔走，百人逐之，非此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法律的要义就在于定分止争，提高社会生活的确定性，法治就是一门关于社会生活确定性的艺术。 　　然而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我们却经常面临着因法律规则的缺失、不公正或不执行而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诱发了比比皆是的重复博弈现象，造成社会成本的巨大浪费。 　　比如当前全国普遍发生的城市建设拆迁难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因确定性欠缺而诱发的成本巨大的重复博弈。无须讳言，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地方在城建拆迁中存在着因补偿不足而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然而根据调查，目前许多相对发达的地方对拆迁的补偿标准已经相当合理充足，但是拆迁却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和困难。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群众的权利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与补偿标准执行过程中公正性和透明度的缺乏有着极大的关系。 　　根据对长三角某一特大型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一次对该市某区同一地块的拆迁补偿中，第一户搬迁的群众获得了13万元的补偿款，而最后一户搬迁的“钉子户”在面积相当的情况下，最后竟获得了180万元的补偿。很显然，当人们普遍不再相信第一户搬迁与最后一户搬迁所得的补偿是一致的时候，本意在于双赢的城建拆迁自然会跌入一个诱发人们进行重复博弈的双输困局。而如果当初我们的领导干部在面对和处理这类问题时能够多一点法治的思维，多一分公正的意识，及早建立起一个稳定、公平并得以严格执行的规则，我们其实无须付出如此巨大的社会成本。 　　增强法律思维不仅有利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而且还有利于提高行政运行效能。比如在日常工作中，许多领导干部往往苦恼于无穷尽的文山会海。实际上众多文件和会议恰恰是人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文山会海的主要功能有二：其一是传达上级精神，其二是协调内部工作。而这两点恰恰是一个体制严重缺失法律制度的表现。因为只有尚未形成自身运行秩序、尚未达到自组织水平的系统才需要不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