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练习中养气与修身.doc

书法练习中的养气与修身 　　在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中，书法的地位当首屈一指。其原因不仅在于别的国家基本没有书法一说，而且还在于中国的由象形文字衍生出来的方块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也的确形成为一种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的软笔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的艺术之美已到了难以简单概括的程度，据说好的书法总是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美，二是难。“美”的程度可由审美主体主观评判，但“难”则具有客观性，其涵义是：(1)一个人真正把书法练至很高境界不仅靠天赋，而且还要花费毕生的精力，例如就连王羲之这样的天才，人们还都说三道四――“羲之之书晚乃善”，意思是他年轻时写得还不够好。(2)从横向比较说，书法比绘画、篆刻、雕塑等艺术更难以修炼。举例说，一个不算太笨的人，苦练30年就有可能成为著名的画家，雕塑家或篆刻家，但一个人不管多聪明、多用功，书法只练30年，可能只算是???民间书法匠”，距“书法家”、“书法大师”肯定还相距甚远。 　　我从小开始也练了几天字，现在也常常写上几笔，但从不敢妄谈书法，因为我早就听说过：“二十年人帖，二十年出帖，没下过四十年的苦功，就不可侈谈书法”这一职业书法界的流行命题。如果有谁既末下过临帖苦功又未达于“出帖”的境界，就到处题字办展览，那么，他一定是个具有无知无畏精神的“书法草莽英雄”。 　　我的字没有练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家里穷，二是重视程度不够。七、八岁光景时，也买过几本简单的字帖如柳公权的《玄秘塔》、颜真卿的《多宝塔》、欧阳询的《九成宫》等等，那时候，也没有人指导，只是胡乱临摹一气，家里连宣纸都买不起，只能在哥哥姐姐的废弃作业本上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参加“战斗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用毛笔在大纸上写字，还可以把一些大字报用纸拿回家练字。1982年到天津财院读研究生，认识了一个朋友，叫王快雪，他的篮球技术比我差，书法水平比我高些。知道我也喜欢练字后带我认识了天津书法界的两位高人――韩嘉祥和王千。我发现，当时天津的书法界均以吴玉如为当代鼻祖，认为吴的书法不仅天津第一而且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吴玉如是周恩来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当年吴既教书又卖字颇有日进斗金的味道；周恩来走上了革命之路，不仅充满风险而且经济上亦相当拮据。据传说，有一次周恩来到吴玉如家串门想借点革命经费，还未开口即遭到吴的教训：“翔宇呀翔宇(周恩来的原名)，你就不要满天飞啦，干点正事吧!”周赧然而退。后来有同学告吴：“上次翔宇来你家是想借点钱”，吴玉如这才恍然大悟。1949年，共产党打赢了天下，周恩来当了总理，在推荐故宫博物院院长时，周恩来提名吴玉如，国务院也给天津发来了通知，而吴玉如坚辞不受，背后的原因是：当年没有借钱给周恩来，现在当然也不好意思再接人家送来的乌纱帽。吴玉如的书法高到何等境界，我这个外行不敢妄加评论，但据韩嘉祥说，吴玉如先生一生冲淡谦虚，他只有一次亲耳听吴老说过似乎不太谦虚的话，某月某日在先生家谈书法时吴老言道：“咱们关起门来说，我这字和王羲之比也差不到哪儿去。” 　　当年，在韩嘉祥和王千家里，他们看了我临写的《圣教序》片段，给我讲了练字应当用什么笔、什么纸、选什么帖等等。我这是生平第一次听成名的书法家当面给出指导意见但我并没有下决心练字，因为那太费时间。当时我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多读经济学的书，多练习写文章，多揣摩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道理，而书法和古人所说的“帝王术”(即治国平天下道理)相比，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当年雄心万丈时也确实舍不得拿出时间来练字，直到过了知天命之年，才突然发现，这世界有谁没谁都一样，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个人一生能干好的可能只有一两件事，而和养心修身健体比，其他切的一切都可视为“俗务”。 　　于是，我又开始学写字了。 　　现在的“练”和小时候、年轻时候的“练”相比，已经有了质的飞跃。我们这个年龄，既无政治幻想也无经济压力，心静是学书法的最有利前提。我开始读，先读周汝昌的《永字八法》增加些书法理论知识然后把几大本《三希堂法帖》逐页地看下去，不用动笔，先大饱一下眼福再说，最后再慢慢地临写。写完放在一边，过一段时间再和新写的字相比较――当然，进境总嫌太慢。干脆，不再，临帖，而来书写古代散文和诗词。这时倒忽然产生了感觉，原来，我们这些人不能玩纯艺术，练书法也要与思想性相结合，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乎，我又将少年时读过的那些文字在练书法过程中进行了重温，这里有一一老子的玄奥：孔子的深邃、孟子的爱民、庄子的超脱、荀子的义利、韩愈的清高、李白的豪放、白居易的谦虚、司马光的平实、苏轼的文采、文天祥的正气……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一个自己在不懂事年代曾经游览却又未加重视的精神乐园。我想起了韩嘉祥和我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书法家一定是学问家”――他讲的当然是国学。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练书法的人整天抄写《人民日报》社论和流行歌曲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