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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探源错综复杂的乱象 　　对交强险之源的质疑声，在2007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进入2008年，真相仍没有被揭开 　　 　　从来没有一个险种像交强险这样遭到如此巨大的质疑，即使新版交强险出台，相关质疑声也没有停息。 　　对交强险的质疑贯穿了整个2007年。这一年，因为交强险，我们记住了律师孙勇；当然，保监会、保险公司等比我们更彻底地熟悉这张令他们刻骨铭心的面孔。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对交强险的质疑和辩护，共同站在聚光灯下。因为这些精彩或乏味的论辩，我们得以逐渐接近真相。 　　 　　公众质疑：盈亏谁界定 　　 　　交强险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性险种，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保监会在阐述交强险制度时，给人们展现出来的完全是一副“慈眉善目”的公益形象，读之令人心旌摇荡。然而，犹如某清纯歌手突然传出与某走私犯的绯闻一样，交强险的清纯形象也突然遭到质疑，并且，随着质疑的逐渐深入，人们突然发现，交强险与公益性其实离得很远。 　　 　　车主最早感受到了差异。2007年，一位司机的质疑被广为转载：“过去做商业险的情况下，我的保费不到500元，为什么现在交交强险、不交第三者险的情况下，增加到了1050元？过去第三者险保10万元，现在交强险只保6万元。费率提高了，保险的金额下降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是啊，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公益性的竟然不如商业化的实惠，公益性体现在哪里？ 　　车主在质疑，但是，他们看不到更深的东西。随着怨言的增多，一个挑战者首先走上前台。他叫孙勇，2007年4月6日，律师孙勇向保监会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并于4月17日向保监会提供8份证据，证明交强险每年有400亿元的“暴利”。2007年4月27日，受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56名车主的委托，律师刘家辉向保监会递交交强险听证申请书，请求召开听证会，将交强险的费率结构及理赔数据公之于众。 　　犹如有“职工娘家”之称的工会在法庭上常常成为资方的代言人一样，负责“监督检查保险公司”、通过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来保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保监会，理直气壮地站在了孙勇等人的对立面，高举着盾牌，成为交强险非暴利说的坚定捍卫者。这种戏剧性的一幕我们看得多了，竟然习以为常到了无人觉得稀奇的地步。如果要探寻交强险的乱源，又怎能忽略这个司空见惯的线索呢？ 　　 　　保监会的“迷踪拳” 　　 　　保监会以柔克刚，针对性地给出了一组交强险并非暴利的数据，而孙勇逐一反驳，仍坚持交强险暴利说，并进一步指责交强险提取的责任准备金之中暗藏数百亿元“节余”。随后，有关部门公布了普华永道出具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汇总：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经营交强险的24家保险公司中，只有两家盈利，其余22家均显示亏损。其中，人保财险的承保规模最大，亏损最高，达10.37亿元。如果这一数据准确无误，那么，就意味着保险公司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倒贴钱为民众服务。如此精神，恐怕世界上最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也只能望其项背。 　　但是，这些数据很快遭到批驳。有专家称，保险公司为了防止降低费率，很容易在财务上进行技术处理，例如通过增加准备金等方式，把交强险的账面做平。另据报道，在境外上市的人保财险2006年已赚净保费556.16亿元人民币，比2005年增加了4.2%。人保财险解释增长原因时表示，主要是2006年车险净保费快速增长，而车险保费的骤增则是交强险业务带动的结果。即使从普华永道出具的数据来看，人保财险所亏损的10.37亿元，如果按国际会计准则核算其实也是小幅盈利的。 　　于是，公众要求举行听证会，而保监会则以刚克刚举出了一个坚硬的盾牌：《价格法》明确规定，保险费率不在“实行价格决策听证的商品和服务”范围之内。保监会对法律的活学活用引来法学家的较真。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指出，“交强险费率一定要遵循《价格法》，它没有规避《价格法》的理由。听证不是可举行可不举行的。” 　　 　　保监会左冲右突，试图杀出一条血路，但一直操劳到2007年年底，它最终发现，继续强硬已无路可走，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声正在汹涌而至。于是，保监会改变策略，含恨举行了首场听证会。听证会的内容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调整方案”；主旨是：“降费率、增保额”。调整方案提出，责任限额由现行的6万元上调至12万元。如果真如保监会之前所言，交强险无暴利，那么，推出责任限额翻倍的方案绝对比得上史上任何一次悲壮的“吐血大甩卖”。如此大手笔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真相仍在“迷雾”中 　　 　　听证会激战长达6个小时。孙勇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指出，即使将费率平均下调10%，交强险仍然会有约100亿的“节余”，违反了“不盈利、不亏损”的设立原则。 　　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