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流动与中国改革互动.docVIP

全球资本流动与中国改革的互动 　　全球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基本上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发展中经济中的盈利机会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中的物理和制度障碍。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已经大幅度地降低了跨国资本流动的成本，而全球范围的知识扩展也使欠发达国家充满了新的盈利机会。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障碍逐渐减少。中国的FDI从1990年起每年稳步增长，1996年以来更是每年超过400亿美元。这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邻国带来了压力。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和泰国七国的总人口超过中国，到1997年巅峰时期其FDI只有33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其FDI在2001年急剧下降为180亿美元。2002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一年之后，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为52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对FDI最有吸引力的国家。 　　显然，中国在当前引进FDI的竞争中胜出。中国吸引外资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其低廉的劳动力（包括普通劳动力和知识型人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对于需求而言几乎是无限的，这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一直稳定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且正处于成熟期，70％的人口在处于15－65岁的工作年龄，这个比例在世界处于最高水平之列。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60％，但其15岁以下人口比例高达36％，比中国高出13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67％，但其老龄人口比例高达15％，比中国高出八个百分点。 　　这个人口特征在过去20年以及未来的20年对于中国的高速发展是特别有利的因素，这一点不因其他政策和制度因素而改变。随着全球化和二战之后发达国家的持续繁荣，这种人口结构的优势进一步体现出来。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需要将其在过去半个世纪所积累的退休储蓄投资在诸如中国这样年轻的、生产力旺盛的国家。中国今天的人口结构和1975年的日本非常相似。日本在1975年之后还保持了15年的高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在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的增长还能因此而受益。 　　基础设施条件的迅速改善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电话线路已经超过美国，而高速公路的长度也仅次于美国。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在基础设施上比投资在没有活力的国有企业更有价值。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利润，但无疑会有利于劳动力、商品和资本流动，这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仅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几个关键的经济中心有良好的基础设施，而且中西部省份也极力改善其投资环境，投资了许多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中西部这些设施在吸引外资方面虽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是中西部贫穷的人民利用这些基础设施进一步向东部流动。有趣的是，这个计划却产生了计划以外的效果：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汇款、知识和技能，对其家乡发展影响巨大。 　　不断降低的交通成本和交易费用将中国农村劳动力这个巨大储备库和东部沿海地区联结在一起。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下，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将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全球市场工作。但是他们的工资由于劳动力供给丰富而难以得到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由维持生活基本需要所决定；城市收入只比这个水平稍高。由于城市工资水平同时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及城市自身的失业率不断上升两种因素的制约，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将稳定在相当低的水平。 　　中国不但有无限供给的普通劳动力，而且有成本相对很低的知识型人才大量储备。中国不仅在基础教育中取得重大进展，而且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中国一年培养的工程师比台湾和香港在10年甚至20年培养的还要多。 　　跨国公司将中国这些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包括知识型人才）和发达的国际资本、技术结合起来，不但直接进入中国本地市场，而且由于将生产基地设立在中国而增强了国际竞争力。由于中国允许跨国公司对其运作有完全的控制权，他们受中国不完善的金融和法治体系的约束就相对比较少（至少对其日常运作是如此）。换言之，在中国进行生产的风险比直接投资在金融领域的风险要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法治体系尚不完善。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评价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时无能为力，因此其配置资源的效率很低。银行存款有20％－30％找不到投资出口，剩余存款的很大一部分最后只能购买政府债券，而政府则不得不将这些资金投资在基础设施项目，以保持GDP每年8％的增速。与此同时，法治体系虽然在立法上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在保护产权和合约的实施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两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中国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效率。 　　因此，中国的发展趋势是由劳动力结构和制度特征相互作用决定的。中国的FDI主要是以外资企业的形式进入，其中在制造业中的投资比例超过60％。劳动力成本优势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