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语言研究中以字为词的合理性4.docVIP

论古代语言研究中“以字为词”的合理性 苏新春 刊《川东学坛》1993年第1期 　　现代语言学在对中国传统语言研究进行评价时，经常会提出这样的一条批评，即说它只重视字，不重视词，存在把文字中的“字”当作语言中的“词”的倾向。因此，怎样评价古代以文字为主要对象的语言研究，也就成为总结、继承古代语言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以字为词”的语言单位观 　　提出这种批评的人首先是在词与字之间划了一道难以逾越的界域，把语言与文字看作是毫不相关的两个东西，特别是把汉字看作是游离于汉语之外，可以任意替换的一种文字。而在古代，人们已经看到，汉字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笔划构成体，而是语言信息满负荷反映的自足的语言基本实体。汉字不是单纯作为一个视觉符号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而是它本身就是语言的最基本的一级单位。在它身上，意义、语音都融合为一体，都能够从字形上予以清楚准确地反映。 　　在汉语语音上能够独立运用的单位是音节，而一个音节正好与一个汉字相配。在意义上，词以载义，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而汉字正好以它自身的结构或以象形显之，或以会意示之，或以形声类之。在语法形态上，汉语单音词不具备反映这方面信息的足够形式，没有首尾的词缀变化，也没有足以别义的内部语音屈折。这反映在汉字字形上也就是完整一个，一旦结构凝固，它就是一个示意整体。汉字是以“结构”而不是以“笔画”来表意的。这样，汉字与汉语中的单音词发生着神韵相合的关系。 　　字也就是词，认识汉字也就是认识汉语，古来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能不能说这就错呢。持肯定说法的人大都是以西方的文字语言关系观作为立论的基本落脚点。其实，西方的文字也是与它们的语言相合拍的。它们的词充满着形态变化，词的语音屈折比较丰富，它们的语音变化直接揭示着许多的语言信息。如词性的诸多语法属性，时态、人称、数、格、语气、态，都会通过一定的语音差异显示出来。它们的语音基本组合是一个有机的弹性体，可以随时在一个词的语音载体上作出适度的变移。在这里，一个稳定、凝固、不可再分割或再迭加的文字结构都会成为不可取的表达形式。问题不是西方的语言与文字与中国的语言与文字孰优孰劣，它们都各自很好地发生着契合的关系。而问题在于以一方之规矩律另一方之梁木，就会出现方枘圆凿的尴尬局面。假如不是象现在这样以西方文字来律东方的汉字，而是将汉字在西方语言世界强行推广，试想这里面的闹剧一定也是非常可观可笑的。 　　古人长期以来在对汉字的认识中，他们确实是体会到，通过汉字是完全可以认识汉语的，通过汉字是可以真切地体会到汉语口语词所表达的一切的。固然在汉字与汉语的音节中会出现交叉表达的情况，一个字表示几个音，一个音用几个字来表示。但如果不就是停留在这种机械地、静止地看法上，而还进一步地看到，许多汉字拥有一个形，同时也就是拥有了这个形的音，那么，汉字同构字、同旁字的建立，不也就是语音上声母或韵母同类字的建立吗？这就是汉字谐声系统形成的原因。前人正是依据它对早已湮没了的先秦语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同声（旁）必同（韵）部”，实在是道出了形与音之间的密切关系。 　　二、以汉字形式为依据的释义方法 　　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有着释义的三大方法：义训、形训、声训。这里面就有两大方法是建立在汉字之上的。所谓的形训就是根据汉字的字形对意义作出解释。所谓的声训就是根据汉字的字音对意义作出解释。它们的目标都是对字义的揭示。对字义与单音词词义之间基本合一的对等关系是不用怀疑的，而这里对字义的揭示却凭借的都是汉字的形式部分，这只能说明汉字的形音义之有着它内在的联系。在这三大释义方法中，最具有民族特色，也在最深层起作用的就是形训。 　　形训是古代运用最广、历史悠久的一种释义方法。“止戈为武”，“自环为厶，背厶为公”，这就是在先秦已经出现了的形训。而大规模地运用形训是《说文解字》。如果说《说文》最大的贡献只有两个，那么除了首次建立汉字部首以外，最具影响的也就是总结并大规模地运用了据形释义的形训方法。它对９３５３个汉字都释了义与形，有的还释了音。它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它在汉字的义与形之间建立了非常紧密又自然的联系。如“牛”字是象形字，“像角头三、封、尾之形也”。在指称与牛有关的大小、雄雌、毛色之义时当然是用以“牛”为偏旁的字，如“牡”“牝”“犊”“牲”等。而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通用义上也用了“牛”来作偏旁。“牢，闲，养牛马圈也。”“牵，引而前也。”“物，万物也，牛为大物。”牢、牵、物表示的都是通用义，如果说前两个是先用于确指再扩大开去的，那么第三个“物”字显然是为了指称这样一种有普遍性的词义才用上了“牛”的字形。“牛为物之大者，故物从牛。”这就清楚地说明古人在要表达一个意义时，总是千方百计在汉字的字形上赋予一些有特征性的东西，总是尽量在字形与字义上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也就给形训方法的运用奠定了异常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