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芳第一个中外合资样板.docVIP

夏瑞芳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样板 　　至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商务印书馆稳稳地占据着中国出版业的龙头地位。而夏瑞芳就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在他生前亲手奠定了商务的根基。 　　我们在观察近现代企业史时，常常会将报馆和出版社排除在外，其实企业史的视野应该涵盖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金融企业以及印刷出版业和报业。夏瑞芳、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胡政之、邓季惺、成舍我……这些名字都应该在企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印刷到出版 　　商务的创始人除了夏瑞芳，还有鲍咸昌、鲍咸恩、高凤池、沈伯芬等人。 　　1897年商务创业之初，只是一家印刷厂，甚至可以说是个小作坊，只有一台机印机和两台手摇印刷机，原始资本不过3750元，夏瑞芳和二鲍，每人都只有1股，也就是500元，拥有两股的是一个天主教徒沈伯芬，余下的高凤池等3人都只有半股。夏瑞芳的一股还是他夫人向一个女同学借的。 　　这几个创始人有一些共同点，都没有什么资本，没有官场背景，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都是教会学校清心小学的学生，是同学、弟兄，有的还是亲戚；他们都曾在外国的文化企业做过学徒，夏瑞芳曾在多家英文报馆排字，鲍氏兄弟在美华书馆排字、制版，高凤池也出身于美华书馆，掌握了熟练的印刷技术；他们都懂一点英文，所以商务一开始就有一个英文名，叫Commercial Press，因此，每本书后面都印着“CP”中间夹一个圆形的“商”字，如一个没有底托的大口玻璃酒杯，这个商标一直用到1950年代初，也算是中西合璧。他们的第一桶金就是编英文教材，并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当时，正值光绪帝号召大臣学英语，上海租界处于急遽发展时期，华人学英语的需要与日俱增。夏瑞芳几个人都略通英文，敏感地意识到英语教材有市场，因此请信奉基督教的谢洪赉将印度的英文教材加上译注，以《华英初阶》之名于1898年出版，此时离他们创业不足一年。这也是商务的第一本书，初印2000册，夏瑞芳亲自推销，不到二十天就销售一空，于是不断再版、一直旺销。这是引入中国的第一本成人外语教材，而且加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接着又出版了《华英进阶》1到5册，销路一直很好。 　　当时杭州新办不久的求是书院，用的英文教本就是《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少年胡适初到上海，在梅溪学堂读的英文教材也是《华英初阶》。梁漱溟说自己在北京上中西小学堂，学的就是《华英初阶》、《华英进阶》。 　　可以说，夏瑞芳们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使商务迅速从单纯的印刷业转向更高层次的出版业，厂址从偏僻的小弄堂搬到街面上，从三间扩大到12间。有人评价说，他以总经理而身兼校对，兼“式老夫”（每月月底亲自一家家去收账款），兼采购，兼“出店”（用纸张要乘舢板到浦东的栈房去取），什么事都能做。他也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人，他请人编译《华英字典》、出版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这些都是需要胆识的。可以说，这些品质造成了商务成功的第一步。 　　 　　与文化精英结合 　　与夏瑞芳打过交道的报人包天笑说，夏瑞芳不是中国“旧日的那种老书贾”，“要扩展他的生意眼，忠实于他的事业”，“他的头脑灵敏，性情恳挚，能识人，能用人，实为一不可多得的人才。” 　　夏瑞芳最主要的长处就是善于识人，善于用人。他聘请沈知方为业务顾问，每月送车马费50元，平时也没什么事，只要求开业务会时来，以备咨询。他聘请翰林出身、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革职的张元济，完全信赖、仰仗张元济，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编译所，从编教材到出杂志，使商务一下子站在了那个时代的最前沿，引领中国出版业的风潮。 　　英文教材在市场上成功之后，正是中国新学兴起的时候，夏瑞芳组织将日本的小学教科书翻译过来，却在市场上遭遇失败，他找张元济请教，这是他们接触、合作的开始。1902年，商务成立编译所不仅是商务历史上最重大的举措，也是中国出版史、企业史上一件大事。 商务印书馆真正完成由印刷业向出版业转型，这一步就是重要的标志。在夏瑞芳的鼎力支持下，编译所相继引入了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颜惠庆、邝富灼等各方面的人才。 　　夏瑞芳对编译所的人员很尊重，“不仅薪金高，而且尊称他们为‘老夫子’，还让工友们称他们为‘师爷’。编辑人员除月薪外，还供给膳宿，甚至茶叶、水烟。张元济原在南洋公学时月薪100两银子，而夏瑞芳给他350两。” 　　张元济主持的编译所不仅提升了商务的品格，也拓展了商务的市场。陈叔通说：“夏是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夏与张结合才为商务成为一个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到商务三十年纪念时，创始人鲍咸昌在庆祝大会上发言说，“本馆由极小范围，进而至于今日之范围，诚梦想不到，中间得力于张菊生先生者不少。”与张元济的合作，可看作是商务进一步崛起的第二步。 　　 　　中日合资 　　与日本合资不仅解决了商务扩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