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超国民待遇”理性思考及应对方案.docVIP

外商“超国民待遇”的理性思考及应对方案 　　目前，我国法律赋予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集中体现为外资企业较内资企业而言，在税收、进出口权、外汇、关税等方面享有明显的优惠权利。 　　外商投资中的“超国民待遇”违反了WTO公平竞争原则。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公平竞争原则是指成员应避免采取扭曲市场竞争的措施，纠正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在诸多国际、国内贸易领域内，创造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我国加入“WTO”已有数年，我国投资立法中隐射的“超国民待遇”，在外资企业抢占了有利的商业地位的同时，使原本就实力不敌外企的内资企业处于劣势，违背了我国加入WTO之初的相关承诺。 　　然而，批判“超国民待遇”绝不是排斥外资、否定外资，对外国投资者设立诸多限制，使外商投资企业形成“次国民待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有计划、有选择地利用外资，从以往一味地追求“数量”，“拣到篮子都是菜”的引资观念，变为追求“质量”，确立“有利于国家总体利益、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引资观念，只有这样，外资才能真正为我们所用，为我国国民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么，我国外资立法应如何看待“超国民待遇”，如何从立法上增设平等、公正、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条款，是不是尽快取消一切优惠政策，增设更多的引进外资的限制性条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一，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问题主要是由我国传统外资法引发的。过去，外资企业在我国外资法中享有“超国民待遇”，具体是说，我国外资法对外资企业在税收、进出口权以及关税等方面都规定了较多优惠，与内资企业相比，这些外资企业明显享受着“超国民待遇”。随着我国入世后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及这种“超国民待遇”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更加显著，要求取消现行外资法中有关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条款的呼声日渐高昂。这一建议尽管从短期来看有利于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但似乎对于法律变动尤其是向不利于投资者利益方向变动可能带来的对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信心与投资决策有长远影响，对???国招商引资战略的阻碍尚欠考虑，也有损于我国政府及外资法的信用。如何在两者中找到平衡点，很值得商榷。 　　第二，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是立法过程中应当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内在需要。外资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显然也具有稳定性的内在需求，假如其内容变动过于频繁，则会对我国吸引外资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即外资法的不稳定性会恶化投资东道国的国内投资环境，有碍于外国投资者对资金的有效控制，影响外来投资者对投资东道国投资的信心，从而导致投向东道国的国际资本减少，并最终有碍于该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国内投资不同，外来投资由于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将遭遇到各种不同程度的风险，如战争、内乱、财政困难、外汇限制、国有化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利益与投资安全，并进而影响国外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通常外国投资者只有在感到有利可图，而风险又比较小、投资较为安全的情况下才乐于投资。因此，一国吸引外资通常以有利的国内投资环境为前提。而一国投资环境的形成，通常有赖于多种因素，但其中主要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是法律因素。 　　第三，“约定必须遵守”是一项古老的国际惯例，是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应当严格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诚信”也是我国所有法律原则的核心。依据该原则，一国在为吸引外资而给予外国投资者某种优惠待遇的承诺时，除非发生重大情势变更，否则就应当严格履行其最初的承诺。我国在外资立法过程中，也应当注意贯彻“约定必须遵守”原则，这直接关系到我国政府及外资法本身的信用。过去，我国为了吸引和利用外资以解决现代化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向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允诺了各种优惠与便利，张开双臂表示欢迎，并通过外资法将其明确肯定了下来，从而使得外国投资者所投资的企业在税收、进出口等许多方面都较内资企业享有某些特权，这对当时吸引外资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即便是现在，这些承诺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国吸引外资，因为这些优惠的承诺是外商考虑来华投资的一个原因，假如没有这些优惠承诺，外商很可能降低来华投资的意愿，甚至撤资，我国政府也有可能由此遭受外商的起诉。为此，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直都较为严格地遵守了这些承诺，这在外国投资者中树立了相当好的形象，成为我国政府及外资法讲信用、重承诺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成为外国投资者看中我国投资环境并对来华投资表现出较大信心的关键所在。基于此，尽管外资企业在我国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现状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不相符，不利于我国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展开公平竞争，但它依旧是我国吸引外资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砝码。在当前，虽然我国比起改革开放初期，资金短缺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但在依旧需要大量利用外资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