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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财务目标研究(上) 　　一般认为，正确的目标函数是构建公司财务理论的出发点或前提，而错误的目标设定将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成本。但问题在于，主流的公司财务学所选择的目标函数并不都是“正确”的。公司财务学曾因注重资金和最近融通而被烙上财富的福音，但从制度的视角考察，财富最大化的公司财务目标函数还有重新矫正的必要，并且更重要的是，要对公司财务目标的形成机理进行恰当地说明。 　　 　　一、公司财务目标：主流财务学的定位与制度视角的评价 　　 　　关于公司财务目标结构，学界的提法各式各样，但最典型的还是“财富最大化”的表达。尽管“涉及到公司目标应该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公司财富最大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但在主流财务学的框架内，仍可以经常看到将这两种概念等同或混用的做法。姑且不论公司财富与股东财富是否具有一致性，仅就财富最大化的定位这一点上，也很难说其符合或贴近现实世界。 　　(一)远离现实世界的目标函数　达莫德伦曾将财富最大化的公司目标函数设立的前提条件或所需要的假设归纳为四个方面：(1)有关股东与经理相互关系的假设：经理会根据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制定决策；(2)有关股东与债权人相互关系的假设：债权人得到完全保护；(3)有关经理与金融市场相互关系的假设：存在一个价格能有效反映信息的金融市场；(4)有关公司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假设：公司带来的副作用是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或者可以定价并向公司收取补偿费用。以这些假设为前提，人们可以合理地推导出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但这些假设本身就是远离真实世界的，以此为前提导出的目标函数根本无法逼近现实世界。达莫德伦的论述如下：“经理会把股东利益置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上吗?债权人能避免股东从他们身上牟取利益吗?我们能假设信息可以自由流入金融市场，同时金融市场对这些信息做出恰当的反应吗?社会成本是少到可以不计的程度吗?答案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 　　 　　比如社会成本。财富或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假定公司带来的社会副作用是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事实上，有时，社会成本???巨大的，而且无法追索。在后一种情况下，决策者明知会带来巨大社会成本，但仍然视而不见，继续执行公司财富最大化的决策，并且这种视而不见还是被财务学理论所默认和支持的。在达莫德伦所著的《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能够看到这样的矛盾或困惑：一方面，真实世界里，股东财富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有可能因股东与经理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而带来重大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又因为选择其他目标函数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难以量化)而在理论建构中坚定地维护必然导致社会成本、无法使现实世界“逼真的再现”的财富最大化目标函数。 　　有鉴于此，达莫德伦在肯定了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后，也探讨了“可替代的目标函数”，包括中介目标函数，即注重那些与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和长期价值密切联系但又比财富最大化易于衡量的变量(如市场份额最大化)，以及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规模／收入最大化目标函数和社会福利目标函数等。 　　若把主流财务学的目标函数与社会结构和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则其局限性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尽管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已被财务学界所广泛认同，但在主流财务学的框架内，无论哪一本财务学的教科书都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有关“为什么”的充分解释。因为，主流财务学是把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作为外生的不变量加以舍弃的，而在考察目标的形成时又需要关注整个社会系统，包括不在所谓的经济要素之列、但对公司财务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因素。即使撇开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考虑，对公司财务目标形成过程的解释也必须联系到制度和文化等要素，正如霍奇逊所指出的：“制度和文化极其重要：它们在影响和形成目的本身方面确实在起作用。诸如制度结构和常规、社会规范和文化这类因素不仅影响人们的重要行为，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追求的目标。” 　　 　　主流财务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公司财务活动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却拒绝或不能够对这种目的本身的形成过程给出充分说明。在主流财务学的框架内，公司财务目标函数(股东财富或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作为既定的前提存在的，此时，财务的目标被直接假定下来，随后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 　　除了在理论框架内因忽视制度因素而缺少对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形成机理作充分说明外，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内在逻辑也有很多缺陷。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选择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和“制度相关动机”的拒绝，即拒绝在实际的财务决策中考虑伦理和制度因素，这导致了许多批评。许多人提出，公司财务是不道德的，因为不管工人将失去工作或工资被削减，公司财务仍强调“底线”和市场价格，以维护其股东财富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假设。在主流财务学的视野里，现金流入量的现值似乎是财务决策选择的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