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时期调整财政政策若干选择.docVIP

“十一五”时期调整财政政策的若干选择 　　１９９８年以来，我国一直实施以总量扩张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十一五”时期财政政策如何调整和定位，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现就有关问题谈些看法。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十一五”时期调整财政政策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空间 　　 　　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进入新世纪后，将在头２０年内，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然后再经过３０年的努力，即在２１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在这种态势下，回顾我国财政政策的选择，尤其是１９９８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至少有三点值得总结： 　　一是政府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审时度势地采取增发国债、建设国债投资项目、引导社会投资扩大的积极财政政策，进而拉动消费需求，对经济进行反周期调节，是非常适宜的。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间，我国６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８０００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每年拉动ＧＤＰ增长１．５到２个百分点。据财政部测算，１元的国债投资可以拉动１０元的社会投资。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弥补了政府投资资金来源的不足，建成了一大批多年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大型水利、交通骨干网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功不可没。 　　二是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首先，由于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积累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到影响，对ＧＤＰ增长率的贡献下降。２００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１７．６个百分点。投资率上升到４３％，相当于１９９３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是净进口占了较大比重），而消费率还不足５７％（略有净出口），下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程度。其次是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结构失衡。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以刺激投资为主线的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的投资过度扩张和加工工业的高速增长，导致了与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结构矛盾，电、煤、铁矿石、柴油、运输等方面出现了紧张状态，形成了一定的瓶颈制约。最后，积极财政政策的社会收入分配效应并不明显。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当年可支配现金收入的５倍多，考虑到社会福利等因素，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为６：１。而在贫富差距方面，２０％的最富人群占有财富达５５％，最贫人群的财富占有比重则进一步下降。这样巨大而且继续拉大的差距，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无疑具有阻碍作用。 　　三是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政府公共风险在加大。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分别为１．２％、２．２％、２．９％、２．７％、３．０％（３％为欧盟的赤字警戒线）和２．９％，根据财政部的预算报告，２００４年赤字率将明显降低，预计为２．５％，国家预算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债务负担率）也将在２０％左右。表面上看，我国的债务负担并不很重。但如果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各种债务（显形的和隐性的，直接的和或有的），如我国１９９８年由中央财政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而发行的２７００亿元特别国债，累计到２００３年中央财政出口欠退税３３００多亿元，加上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亏空、养老基金空账等，政府承担的公共债务负担相当庞大。据有关研究报告显示，公共债务的不确定性在加大，财政风险处于一种发散状态，实际公共债务负担率超过６０％。因而，根据财政经济发展的新变化，调整积极财政政策似乎已是必然的选择。 　　现时理论界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出路，有“维持不变论”、“淡出论”、“后积极财政政策论”、“有弹性的主动调节的财政政策论”等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积极财政政策仍可继续一段时间，然后再逐步调整，但不轻言用何种有效的财政政策来取代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最佳时机，因为财政政策目标，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府大目标的实现。考虑到政策的时滞性因素，即政策的选择、制定、实施、反馈有一个过程，充满了时间向后推移的特点，尤其需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新的契机，推进财政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否则很难适应和消化经济增长中释放出来的生产能力，政策的时滞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更加严重。 　　应该说，调整财政政策的空间是前所未有地扩大了。首先，涵盖面拓宽。它含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发展于一体，要求政府和财政更有效地为全体人民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其次，活动领域扩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都有赖于政府和财政的引导、推动和参予。再次，发展讲求均衡。面对缩小城乡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