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五则典型判例要旨.docxVIP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的五则典型判例要旨阅读提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证明标准确定以后，一旦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这一标准，待证事实就算得到证明，法官就应当认定该事实，以该事实的存在作为裁判的依据。反之，法官就应当认为待证事实未被证明为真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此条规定正式确定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新刑诉法第53条明确规定，认定证据需要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我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明标准显然要高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是证明标准具有模糊性的特征，精确界定证明标准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对证明度的内容表达描述，任何表达其实都可以说只是一种形容或比喻。这是因为作为衡量认识程度或状态，证明度看不见摸不着，只是人们心中一种共通的理解或认识。”因此，证据是否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需要综合法官所有证据，运用经验法则，比较相反证据，结合法官的价值判断，最终做出自己内心的确认。　　1.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方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同样也应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　　——洪秀凤与昆明安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期)　　最高法院认为：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本案中，洪秀凤已经完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安钡佳公司主张其与洪秀凤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安钡佳公司之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安钡佳公司为反驳洪秀凤所主张事实所作举证，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　　较之高度可能性这一一般证明标准而言，合理怀疑排除属于特殊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适用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范围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一系列行为明显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进而基于合理怀疑得出其间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结论，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本院予以纠正。　　2.刑事判决认定的赃款数额并非等同于作案造成损失的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刑事判决认定赃款的数额确定损失范围。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　　——孙卫与南通百川面粉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7期)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处理法律问题，应以现代法律思维和方式进行。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民事证明标准已从刑事证明标准中脱离出来，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体系，人们不应将刑事证明思维完全带入民事证明之中。　　刑事案件强调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民事案件采行高度盖然性规则，可在一定证据基础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综合判断“推定”。相对而言，民事证明标准一般要低于刑事证明标准。刑事案件认定孙卫侵占赃款时，从十几万元、十万余元逐渐压缩固定为十万元，体现了刑事案件严格的证据标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陈述、刑事案件中孙卫的供述、审计报告、证人证言等基本统一，按照高度盖然性标准，相关事实足以证明。　　3.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均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对案件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　　——君信创业公司诉绿谷伟业公司等出资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7期)　　最高法院认为：君信公司的主要证据——《宁夏审计厅关于宁夏博尔泰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等有关问题的审计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为书证而非司法机关委托审计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且该审计报告亦未能直接、充分地证明被上诉人虚假出资的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被上诉人提供了其与宁夏绿谷药业公司之间的《兑账单》、公司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的相关验资报告、被上诉人向第三人的出资凭证、收据和由第三人各方股东共同委托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等证据证明其完全真实足额的履行了增资义务。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系列证据证明力的否认以及被上诉人拒不提供原始财务账目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但并不能必然推导出被上诉人虚假出资的结论。　　双方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