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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信任研究中的争论与困扰 　　提要在中国人信任研究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争论，即中国社会是否是低信任度的社会？要解决争论，信任的建立、维持及演化机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但是，当前信任研究中又存在着信任研究对象的界定不清晰、当前信任研究的研究假设相当片面、以归纳主义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存在缺陷三个问题，给当前中国人信任研究带来了极大困扰。 　　关键词：中国人；信任研究；困扰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在我们享受改革开放丰硕成果的同时，不应忽视目前经济、社会层面上还存在着一系列的突出问题，如制假贩假的泛滥、工程建筑质量事故的频发、官员腐败、道德滑坡、厚黑学盛行等，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一、争论 　　 　　（一）论断：中国社会是低信任度社会。彭泗清博士（1999）在讨论中国人的信任问题时曾经对这一争论作过一个回顾。他认为，最早对上述争论持肯定观点的是西方传教士史密斯（1894）。早在100多年前，他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就认为不诚实和相互不信任是中国人性格的两大特点。对这一观点推波助澜并产生很大影响的是著名社会学家Max Weber。他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大类。特殊信任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因此也可称为人际信任或家族信任；普遍信任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如建立在宗教或道德的共同信念基础上的信任，也可称为制度信任或社会信任。由于中国文化存在着浓厚的“家文化”特点，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是家族信任，而正式的社会信任却较为缺乏。家族信任体现的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Weber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得以形成和维持的特殊信任，因此对于那些置身于这种血缘家庭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即外人来说，中国人是普遍地不信任。这种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特点是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他认为，中国人的这种信任行为属于特殊信任。他在其专著中写道：所有到过中国的观察家都证实，中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信任，这与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普遍的信任和诚实构成鲜明的对比。而汉密尔顿（1990，转引自（李伟民和梁玉成，2002））的研究更是有利地支持了Weber的观点。汉密尔顿在研究了以“行会”形式存在的近代中国商人组织，指出个体商人的市场可信任度完全取决于这个商人所归属的行会组织，而这种行会组织乃是依据乡亲族党的联系来组建的，因此一个商人的可信可靠及商业上的成功最终是建立在乡亲族党的关系之上。之后又有雷丁（1990）在其《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将Weber的观点继续发扬并最终形成中国社会就是低信任度社会论断的是日裔美国学者Francis Fukuyama（1995）。他认为，传统中国的家族主义文化强调和重视家庭、亲戚及血亲关系，将信任家族以外的人看作是一种不可允许的错误。因此，中国人所相信的人就只是他自己家族的内部成员，对外人则极度不信任。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社会中的信任度相差很大，美、日、德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而中国、意大利和法国属于低信任度社会。至此，中国社会是低信任度社会的论断基本形成并广为传播。有意思的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印证该论断时经常引用的一个论据竟是费孝通（1947）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差序格局”。 　　（二）反驳：该论断过于武断。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价格（市场）、权威（国家）和信任（人际网络）是保障社会有效运行，促进经济健康繁荣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三大机制。如果按照福山等人的观点，中国属于低信任度社会的话，那么中国在信任方面的缺失势必会导致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后劲不足。因此，福山等人的观点一出来，便得到了很多华人学者的严肃回应，认为这些论断是片面的和不准确的（李伟民、梁玉成，2002）。按照彭泗清博士（1999）的观点，这涉及到中国社会乃至整个华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他把华人学者的严肃回应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回应是强调中国文化构成的多元性，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具有关系特殊主义的特点，但其内部也有制衡的机制，可以抑制特殊主义的过分膨胀，为工具理性提供活动空间，以维持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有效运转（King，1991）。将这种观点推而广之，则中国文化本身也可以容纳某种程度的普遍信任。李伟民、梁玉成（2002）、王绍光、刘欣（2003）认为，中国人不仅信任与自己具有血缘关系和家族关系的人，而且也信任与自己交往密切的其他人。中国人的信任中包含有以观念信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普遍信任（而不仅仅是西方学者认定的只有基于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