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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与高效课堂间的异同与整合 龙宝新，孙峰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刊发于《电化教育研究》，2014（12）） 摘 要：在“地球村”时代，高效课堂与翻转课堂间存在共通性是必然的。二者间的差异是微小的，集中体现在构成要件、教学流程、课堂结构、教学策略与适用条件等五方面。创建“技术环境下的本土高效课堂”，实现高效课堂与翻转课堂间的优势互补与有机整合，是未来我国课堂教学改革的科学方向。 关键词：高效课堂；翻转课堂；差异；整合 1998年，山东杜郎口中学开始了基于导学案的教学增效改革，标志着高效课堂形态在中华大地上的形成；2007年，美国化学老师 Jonathan Bergmann 和 Aaron Sams 在课堂中首先采用基于微视频与教师导学相结合的新型混合教学模式，标志着“翻转课堂”的诞生。两种课改思路表面上相差甚远、诞生地相隔万里，好似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课改类型，难以存在渊源关联，其实，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没有任何关联的两种课堂形态是不存在的。既然同处“地球村”，就不可能不发生彼此的关联与影响。深而究之，两种课改形态的理念内核其实是相同的，二者间的差异只是实现“高效”的路径不同而已。有学者所言，“‘导学案教学’与‘翻转课堂’的互依共生是解决当代高效课堂改革难题的重要路径之一。”[]对上述两种课改形态之间的差异加以剖析，找到两种理念间的相通点与接合带，努力实现两种异国课改形态间的优化整合，是当代世界课改创造新范例的实践路径。 一、翻转课堂与高效课堂间的时代关联 世纪之交，整个世界都在为课程与教学改革问题而奔忙，教学效能一跃成为世界性的一个教改话题。20世纪80年代末期，欧美国家强烈要求提高学生学术成绩（academic achievement），英国推出国家课程，美国总统批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科学主义取向的有效教学理念在国外课堂中颇受推崇[]；在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起，对西方有效教学理念的吸收热情空前高涨，洋思中学等一批课改名校迅速崭露头角。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有效教学的升级版或本土化中国版本——高效课堂改革在中国大地悄然变得火爆，引发了全国范围内高效课堂改革的浪潮，几乎很难找到不谈“高效课堂”的中小学校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西方国家，可汗学院（The Khan Academy）创立、慕课课程接踵而生、云课程大规模上市，用“视频再造教育”国际化狂飙迅速掀起，“翻转课堂”瞬间走红，成为世界各国炙手可热的一个热词，引导着世界中小学未来课堂建设的标的与航向。应该说，正是身处同一个教育时代，面临同一个课改话题，世界各国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千帆竞发与全球协同才成为一个必然的教育事件：一方面，西方依靠其得天独厚的信息技术优势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努力实现教学“直观化、个性化、自主化”的主题改革目标，翻转课堂的产生自然迎合了西方对优质教育形态的需求，以信息技术媒体为主载体的高效课堂理念自然成为西方的时代版本；另一方面，我国由于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在班级授课框架内提高教学效能，推进课堂结构流程优化的教改思路自然是最适合国情的一种课改形态，调动学习者的自学热情、提高学生学习过程的自助化水平，走生本化的课改方向，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自然成为我国教改因应自身情势的选择。同一个课改目标、相同的时代背景、相异的教改手段等为翻转课堂与高效课堂之间“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提供了依据。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转课堂就是西方的“高效课堂”，高效课堂就是中国的“翻转课堂”：我国的高效课堂“翻转”了一般意义上的传统课堂流程，“课前导学——生成问题——课堂探究——展示点拨”构成了的“中国翻转课堂”；西方的翻转课堂“翻转”了课内外教学时空、师生角色地位，以其“视频预学——在线作业——课堂研讨——教师点拨”的大致形态构成了别具特色的“西方高效课堂”样态。正是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翻转课堂与高效课堂之间的时代关联是两种教改形态之间高度相通的物质根源，是二者可以相互阐释、相互补充的内在线索。实践也表明：近年来，我国上海、南京、重庆等地中小学相继引入西方翻转课堂理念，创造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的翻转课堂形态，如重庆聚奎中学提出的“三四五六”式翻转课堂模式等，正是我国高效课堂实践与西方翻转课堂理念中西合璧、交融共生的产物，是中西方共同孕育出来的一种混血式高效课堂形态。 二、翻转课堂与高效课堂间的内在差异剖析 翻转课堂与高效课堂间的内在差异是我们深入剖析二者间异同，认清其内部结构关联的切入点。显然，任何一种课堂形态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剖析它，这就是构成要件、教学流程、课堂结构、教学策略与适用条件等。其中，构成要件、教学策略的差异是不同课堂形态所采取的基本教学手段差异，教学流程与课堂结构是这些教学要件在教学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