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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的自我歧视问题研究 　　[摘 要]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和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两种边缘群体。虽然农民工和部分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都属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但他们内部依然存在自我歧视的问题。提高其就业能力并最终实现“弱+弱＝强”，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就业能力；农民工；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 　　[中图分类号]F32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8―0033-04 　　劳动力歧视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在低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农民工和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能力比较为例研究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自我歧视。 　　 　　一、中国农民工和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能力概况 　　 　　(一)劳动者技能较弱，工作条件恶劣 　　笔者对浙江的调查，“旋转门现象”使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信心受阻。所谓的“旋转门现象”指求职者处在临时劣质工作和重复失业的循环交替中。在调查中发现，多数人的工作岗位稳定性较差，其中合同工占37．8％，临时工占34．8％，18．4％为个体经营者，正式工仅占8％。他们中44．1％的人认为收入低，22．1％的人觉得工作太辛苦，21.2％认为工作不稳定，9．2％认为社会地位低。 　　 　　(二)受国家政策影响大 　　胡鞍钢认为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红灯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严禁农村人口进城；第二阶段是黄灯阶段，限制农民进城或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第三阶段是绿灯阶段，“十五”计划纲要指出，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就目前而言城郊农民面对的是政府征地时的失地失业问题。城市自形成之日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要扩大规模、扩展空间。其除了表现在城市建成区的垂直方向的增厚外，更主要表现在城市地域水平方向的蔓延。根据十六大规划，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这意味着未来十多年间将有近3亿农民实现身份的转变，这其中有近1???3是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 　　 　　(三)职业技能培训面临重大问题 　　参加培训是要付出成本的，该成本包括培训的费用和培训所花费的时间，后者构成了培训的机会成本。即使在城市打工的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其在城市生活的时间不会很长，也就是说在培训后工作的时间不会长。 　　 　　二、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歧视的表现 　　 　　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取决于所有影响其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但是在经济因素相同的劳动者之间，某些劳动者因受非经济的个人特征的影响，只能接受较差的经济待遇，这便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现象。虽然农民工和部分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都属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但他们内部依然存在自我歧视的问题。 　　 　　(一)就业引入机制的歧视 　　农民工受制于其市场引入制度。而这个制度并非是劳动力市场的中介制度，而是一种亲缘和地缘介绍制度。 　　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中介制度具有组织配型功能。按照青木昌彦的理论，人力资本和组织结构类型之间必须存在耦合关系。在他看来，拥有个人型技能的劳动者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在两个产业中流动，而拥有背景型取向型技能的劳动者只适合在特定的产业组织环境中流动，由此决定了个人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向。相比之下，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的就业引入机制主要是靠自己。根据对杭州市滨江区的调查(董华英，城市化进程农转非人员就业问题初探――杭州滨江区的调查研究)，大多数人认为找到一个好工作主要是靠自己能力，而人际关系比例少。 　　 　　(二)就业待遇上的歧视 　　1．工种的歧视。目前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的行业和职业岗位。而无论是在哪个行业哪个地方，最苦、最累、最脏、最差、最危险的劳动几乎都是农民工在干。相比之下，工人身份对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却缺乏吸引力。根据林民书等对厦门市禾山镇农民非农化问题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该城市外资企业众多，需要大量劳动力，但当地的农民并不十分热心到此类企业工作。因为在城郊结合部，农民靠种植蔬菜、经营养殖业就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农民务农收入甚至超过到城市打工所得。较高的农业边际收益，增加了该城市劳动力非农化的边际成本。 　　2．工资的歧视。所谓工资歧视是指相同生产能力的工人获得不同的劳动报酬，具体体现为同工不同酬以及企业主故意克扣、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按通常的假定，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遵守效用最大化的假定，效用函数为U=U(x，y)。x为货币方面的决定因子，y为非货币方面的决定因子，如工作环境，U与x，y成正比。在农民工劳动力的买方垄断市场情况下，难以衡量并补偿该能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