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出路.doc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出路 　　“中国制造，美国消费”这个模式中的不平衡性终因危机而暴露出来，由于当前无法打破美元独大的地位，因此，重塑全球经济再平衡，仍将是以美国意志为主导的再平衡，其中，“再工业化”是美国重回这个平衡中心的不二选择，而“弱美元”是美国为了实现这个再平衡而实施的一个战略。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流行词是所谓“中美国(Chimerica)”，或者叫“中美互补”，这个词最先是由哈佛大学的经济历史学教授弗格森提出的，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反响。 　　但是中国的高层似乎对这个词并不感冒，因为这个说法常常被华盛顿所利用作为推卸危机责任的借口，危机后，我们经常看到美国的财经高管出来不断地攻击中国的高储蓄。 　　客观上讲，如果抛开一些政治的干扰，这个提法基本还是成立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国”理解成为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举国的消费才抵得上美国的一个加州那么大；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四国的消费总和还只能抵上美国的70％；简单地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对等的。 　　我们讲。“中美国”事实上只是描述在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所扮演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镜像互补”。 　　尽管在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中，中国并不是最大的贡献者(石油美元循环构成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最大项)，但是中国却是2003年以后美国逆差增量的最大提供者(贡献率接近70％)，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美进口份额的20％以上，中国对美的逆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45％。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 　　《华尔街日报》曾有篇文章，将近十几年的全球经济模式总结为三类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其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为全球配置资源，由于中国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中国输出储蓄，所以美国的长期利率一段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特别是2004年中期后美联储开始启动17次的加息周期，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并不随之上升，美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呈现罕见的驼峰状，被认为是中国储蓄的贡献)，股市、楼市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获得了资产型储蓄，产生了财富效应。 　　 　　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承接了世界的工厂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实现了最现实的好处，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的稳定。2001～2007年内，中国GDP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涨了1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由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着全球化的红利。 　　世界经济不是跑得很好吗，怎么后来就出问题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换个视角看从失衡到危机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必须换个视角看失衡。 　　回归基础的供求分析框架。 　　最近十年，全球总供给能力全面上升。得益于两个因素：全球化的红利扩散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溢出效应；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所以，你发现，原有的工业生产方式几乎完全被重构：跨国公司接管了全球的产供销链条。 　　尽管要素有国界，但资本却以光速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穿梭，可以迅速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最合适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相结合生产出来产品，然后极其便利地被运送到任何一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手中。在全球各行各业活跃的沃尔玛式的巨头渔网式地搜索下，理论上可以把全球的生产商都能被推到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总供给上升的同时，全球总需求结构却恶化。 　　作为全球需求的驱动机，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率，使得美国雇员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长期下降。 　　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替代和竞争，使得其向雇主议价的能力大幅减弱，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中低收入劳动者在近30年的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增加。 　　全球化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向低端服务业(建筑、零售、休闲)，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却远低于制造业。 　　 　　因此，21世纪以来，美国的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贫富差距的加剧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新经济”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趋缓，经济成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