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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本质要求农民从身份到职业转换 　　农民身份化和职业化有着本质的差别#65377;中国农民至今所代表的还是一种身份,由此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65377;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事实上开始推动着农民从身份化到职业化的转换#65377;正确地认识这一趋势并自觉地促进其转换,对于加速中国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65377;中国农民从身份化到职业化转换表现为多向裂变#65377;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身份化与职业化;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转换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6―0064―08 　　 　　一#65380;农民身份化与职业化的本质差别 　　 　　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研究法国农民时说:“我要是有一项职业,将比当农民好多了#65377;我们在调查中经常听到农民这样说#65377;这种遗憾概括出农民的‘地位’和其它职业的地位之间的根本差别#65377;……在农村,人们生来就是农民,并且一直是农民#65377;他们不是变为农民的:如果人们是农民,就没有职业#65377;农民是一种存在,是对自我的一种整体的和静态的规定,而其它的职业是人们获得的和占有的‘所有物’”[1] #65377;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法国已经建成了现代大农业且农民的职业化早已完成#65377;世界上其它农业现代化国家也先后完成了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转换[2] #65377;当今世界,农民仍然保持着传统身份化特征的,只能在发展中国家寻找#65377;在这方面,发展中的中国尤为典型#65377;中国工业化已经过半,但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桎梏,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转换刚刚才起步,中国农民在总体上仍然处于身份化阶段#65377;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当农民由出身决定#65377;在中国,出生在农家的人自然当农民且世代相传,这在其他非农产业是没有的;与此相反,城市人自愿到农村当农民是很困难的(没有耕地承包权)#65377;(2)没有进入门槛#65377;从事其他非农职业一般都有相应的条件要求,如受教育程度,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等资质,并且还要经过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优胜者方可获得职位#65377;唯独当农民,除必须出生农家外,没有其他任何条件要求#65377;(3)失业多为隐性的且没有官方登记#65377;阿瑟?刘易斯指出:“……家庭拥有的土地是这样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了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好他们所拥有的土地” [3]#65377;当这些农民的机会收益很少甚至为零时,他们便长期固守在家乡的土地上,从事着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值的劳动#65377;这种在业失业一般不被视为真正的失业,官方不予登记,更谈不上领取失业金#65377;(4)只因为身份是农民,便受到一系列的政策性歧视#65377;如不能进入一些现代部门,不能享受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只能接受低质量的教育等等#65377;(5)即使职业改变,农民的身份不能改变#65377;规模庞大的城市农民工就属于这种情况#65377;这些人在职业上可能早已是非农产业工人#65380;城市业主#65380;公司职员或管理者,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故称之为“农民工”,其中少数成为企业家的精英人物,同样如此,被冠之以“农民企业家”,这些人的政策性待遇仍然等同于留在土地上的农民#65377; 　　中国农民的以上身份化规定,在改革之前,矛盾没有凸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加速,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农民的身份化规定已经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发展主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65377; 　　(1)从法理层面上讲,农民的身份化意味着公民权的不统一和国民待遇原则的丧失,是对历史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状况的忽视#65377;(2)从人文层面上讲,有可能造成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生活伦理水平的下降#65377;农民的身份化所决定的“自在”状态与一国的前工业化时期相适应#65377;那时的农民在饥饿规律的支配下尚能保持勤劳#65380;节俭等优良品质;而当一国城市现代工业得到较大发展之后,继续保持这种状态,他们在无力参与现代部门激烈的市场竞争,且得到外部支援解决温饱之后,有可能形成普遍的失望情绪和精神贫困,如缺乏勤劳#65380;节俭以及参与精神#65377;这绝非主观臆断,20世纪50年代的韩国农民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韩国在后来的新村运动中特别重视农民的伦理建设,他们称其为“精神启蒙” [4]#65377;(3)从经济学层面上讲,农民的身份化使农业发展没有原动力#65377;农业现代化需要大批的具有现代文化#65380;现代理念#65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