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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中央银行统一发行制度发展 　　【摘要】1905年的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与1908年交通银行的出现以及零星金融法规的颁行，从形式意义上标志着我国近代意义的新式银行和中央银行制度在政府被动的主导下开始起步。辛亥革命后，由大清银行演变而来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仍然是国家银行群的中坚，并且在市场化、商业化的转变中逐渐拥有可以号令全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从货币统一发行制度在该阶段的发展中就可以得到清晰的验证。 　　【关键词】北洋政府 国家银行 统一发行制度 　　 　　近代中国由官方设立或控制的管理金融市场、经理国库且控制货币发行的国家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为数极少。1905年户部设立的户部银行（大清银行）、1908年邮传部设立的交通银行，以及零星的金融法规的颁行，从形式意义上标志着我国近代意义的新式银行和中央银行制度在政府被动的主导下开始起步。而缺失了内生动力的这一制度的生成过程也就必然会显得有些生硬乃至最终变形。 　　辛亥革命后，名为统一的北洋政府已经难以控制陷入分裂的政治格局。清末新旧式银行并存且互相借力的发展局面，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中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由大清银行演变而来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在该时期仍是国家银行群的中坚。 　　 　　一、辛亥革命后的财政金融与国家银行制度 　　 　　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安定的政治环境，但清末以来形成的金融格局却被持续动荡的社会形势所打破。除外国银行势力随着时间与各国在华政治力量的起伏有所消长之外，国内三大金融势力（票号、钱庄、新式银行）的市场比例与影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华势力范围的形成，外国银行也开始了经济控制范围的争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26年底，共有50余家外国银行在华活动，其中英国银行4家、美国银行5家、法国银行3家、日本银行30多家，其他各国银行7家等。而曾经引领中国金融时尚的山西票号在遭遇战争破坏、经营组织与经营理念落后等因素的影响下，由1911年的26家减至1921年的4家，已经逐渐退出近代中国的金融舞台。而钱庄业（特别是上海一带）由于新业务的拓展及??处地理优势，在经过了战时短暂的停顿之后，开始取代票号进入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占据了国内金融机构业务的最大份额，并握有票据交换与清算的主动权。1912年到1926年，上海南北市共计新设钱庄105家，资本总额由106万余两增至1341万两。而新式银行在多种因素的催生下出现了不正常的快速发展，1912年到1927年间新出现了186家。中国银行（前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在这一阶段仍然是中央银行制度的主体和政府财政的支柱。仅以数量而言，北洋政府时期全国金融市场得到了极大的膨胀，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再加上同期值得一提的国币改革，可以看出近代中国银行制度尽管问题尚多却在不断进步。其主要原因除了近代社会在不断的变革中逐渐觉醒、观念渐开之外，实业的发展与财政背景成为两大刺激因素。 　　然而北洋政府的财政背景却为该时期银行业的发展增添了几丝阴影。对因财政亏空而大量发行的政府公债的投机成为很大一部分银行的主业，因而钱庄与银行在大量开设的同时，倒闭数目也大的惊人，极端恶化的政府财政造就的内外债经营是金融市场异常发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据统计，北洋政府16年共发行公债27种，发行额为6亿2千万元；同期中央及地方军阀共借外债12亿7千多万元，实收9亿2千多万元，而内债的1/2与外债的1/3用作了国内的军政费用。包括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内的银行界大都经营于此，此外另有对政府财政的大额垫款，因而该时期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实际业绩也就变得不那么正常了。 　　 　　二、国家银行银币统一发行制度的发展 　　 　　北洋政府成立后对于统一币制和统一发行的认识与前清显然是一致的，因而承继了清末的币制改革，并有相应的法规出台。尽管进步是明显的，但由于中央政治权势的虚弱、财政收支的艰难与国内地方军阀间不断的战事，致使货币市场的改革并未完全推行。另外，中外大小银行纸币发行紊乱，无准备发行现象也过于严重。尽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被重新定义为承担更多中央银行职能的特权国家银行，但商办色彩已经加重并意欲逃离政府控制的两大银行并未能在制度的规制下起到预期的作用。 　　民国初年，世面流通的多为旧发银币且种类不一，对国家银行集中发行极为不利。当时国内财政界有多种改革币本位制的意见，熊希龄在1914年1月17日的国务院财政讨论会上说：“中国以银为本位虽与世界大势不合，然恶本位尤胜于无本位……政府意欲以最短之时间谋币制之统一……今日市面通行之旧币大约有二万万余元，宜设法利用，以为暂时之媒介。”1914年2月8日《国币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得以公布，对国币单位与重量、种类、成色及流通办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宣称“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