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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有经济时期银企关系研究 　　摘要：在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的后国有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长期形成的传统银企关系正在逐步瓦解，并有望被良性互动的市场型银企关系所代替。但是，这一局面并不会轻易到来。现存的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活动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影响国家决策，从而延缓传统银企关系的解体。而旧体制下既已形成的相关人利益分配关系，也作为传统银企关系惯性的一部分，阻碍新型银企关系地位的确立。作者认为，目前形势下需要继续强化银行作为外部监督者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强化银行对企业决策的参与权。同时，加快开放金融市场步伐，通过市场力量冲淡传统势力的影响，逐步建立新型银企关系。 　　 　　随着非国有资本大举进入竞争性领域，和国有资本在一般领域的退出，我国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将目前这个国有经济仍然保持相当控制力，而非国有经济的利润贡献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并且其份额还在持续增加的特殊时期，称为后国有经济时期。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市场机制初步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不同利益集团间对于资源和利益的争夺加剧，但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尚未形成，国家改革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受到利益集团竞争结果的影响。 　　后国有经济时期，在旧体制下形成的由国家主导的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间带有补贴性质的银企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市场机制要求金融资源配置要突破以往的所有制限制，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来进行。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国有体制框架下的银企关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解除，其影响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比如现存的大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仍然能够以垄断经营权或职工利益为筹码，要求国家和国有银行继续提供政策性信贷支持。在此种复杂形势下，坚定地重塑健康高效的银企关系，使之适应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就成为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关键环节。 　　一．传统银企关系的逐步解体 ――基于含补贴的体制内增长模型的进一步讨论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国有??行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国有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根据张军（1994）、张杰（1998）的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以体制内稳定为基础，体制外增长为带动，实现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增长。而为了保持体制内的稳定，就需要保证国有经济的产出稳定，以保持国企干部和职工及其他相关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但在国有经济整体市场竞争力不断削弱的形势下，国家只有为国有经济提供适当的补贴，才能保证国有经济的产出稳定。在国家财政已经无力增加额外支出的情况下，由国有金融机构以信贷方式提供变相的金融补贴，就成为国家保持国有经济稳定的不得已手段。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以非国有经济为特征的体制外增长获得了长足进步，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体制内的银企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状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改变，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金融领域深化改革的正式启动。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以“一行三会”为特征的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逐步建立，掌握着全国70%金融资源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总额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国有商业整体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目前，国家对于国有银行的新一轮注资和改制正在加紧进行，四大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已经为时不远。国家对金融体制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总体方向是推进金融体制的市场化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根本目的是配合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使国家金融体系更好地满足市场经济要求。在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制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长期形成的旧的银企关系逐步走向解体。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统的银企关系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尽管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仍然带有国家金融补贴的性质，但是其主要目的已经不是推动国有经济增长，而是保持体制内稳定，以保证体制外增长的顺利进行。张杰（1998，P122-129）提出了一个体制内增长模型，对这一时期国家对国有企业提供金融补贴的形式，进行了描述。 　　 　　转轨时期体制内的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 　　 　　在张杰的内含金融补贴的体制内增长模型中，国有企业产出G的增长，依赖于金融补贴Sb的增加，而Sb与信贷资金供给量Ls间存在着某种线性关系，而Ls的增加又与储蓄量Dh直接相关。假设在标准的市场金融体制下， 国有经济所获信贷资金量为机会曲线OELs2与效用曲线U的切点E点确定，此时的信贷量为Ls1，相应的金融补贴量为Sb1，国有经济产出为G1。但这一产出量并不足以保证体制内稳定和整体经济的增长，国家要求国有经济产出必须达到G2。为此，国家就要将金融补贴量增至Sb2 ，相应地，银行向国有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