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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鸣之做独立阅读一代 　　说起“80后”的阅读和写作，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青春文学、“穿越”故事、玄幻小说、韩寒、郭敬明……网络读书杂志《读品》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颠覆了人们的这一定见。在以“小众”、“个性”相标榜的豆瓣网上，《读品》小组成员有两万多人，组员们在这里安详地讨论着艾柯、齐泽克、梁启超、李泽厚……这一现象引起了我采访现任《读品》主编、“80后”学人周呜之的兴趣。 　　 　　“80后”不是石头里蹦出的一代 　　 　　张兴军：很多人说，《读品》是“80后”学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之一。你们当初创办时，有过这样一个明晰的代际表达的概念吗? 　　周鸣之：我们有做一个杂志的想法是缘于2006年的一次聚会，大家谈到了写作的理想模式――去媒体化、去学术化的自由写作状态，并且希望能为这种理想模式去做点什么。于是就有了《读品》。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使一些分享同样阅读趣味和写作理念的朋友聚在一起。这其中，作者大部分是“80后”，但也有“60后”、“70后”、甚至是“50后”的文章出现。事实上，与其说我们是一个以年龄、学历来划分的团体，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群因为相似的阅读趣味、阅历、教育背景，以及对写作的认同而聚集起来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没有一个刻意的年龄划分。 　　张兴军：市场上有很多投合“80后”、“90后”主流群体的时尚青春读物，你们对这些读物怎么看?这种读物对文学版图和出版市场会有哪些影响? 　　周鸣之：目前我们看到的80／90后青春读物主要是消费型概念的，在选材和视觉传达上都完全契合新时代年轻人的自我表达和张扬的特点，这与以往时代的青年读物强涮知识型的自我建构特征是不太一样的。它们既然出现了，自然有它们存在的理由，不必刻意回避或抨击。青春读物的出现使出版市场有很大改变。你会发现，这些杂志和书籍的销量，比那些纯文艺和理论读物的销量高出太多太多，这既说明了青年读者阅读趣味和阅读方式的转变，同时也值得传统出版业反思，无论是从选题上，从设计装帧上，还是在营销模式上，如何重新认识和处理人与书的关系，肯定会是一个重要命题。 ???　张兴军：你怎样看待对于“80后”的代际划分?又如何理解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周鸣之：其实我们并不特别认同“80后”这个代际划分。现在所谓的“80后”，其实是与独生子女政策、学校扩招与就业难、房价高企、网络、闪婚闪离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后被建构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我并不否认我们这一代人与上世纪50、60、70年代出生的人在思想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比如有人归纳的去政治化、价值观的多元、更关注自我等等。事实上，这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出生于“80后”的人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时代和观念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变化可能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可能到八十年代中期又有了分野。 　　张兴军：很多老一辈的学人说“80后”一代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一代，不懂得独立思考，前途堪虞。你怎么看待同龄人精神状况、自身的文化成长环境，以未来的发展空间?对前辈又怎么看? 　　周鸣之：我们这一代的标签实在是多。我记得有人说这一代就是“垮掉的一代”，我不是很认同。代际之间的认同往往是缺乏设身处地式的思考的，“80后”不是石头里蹦出的一代，必定是在“50后”、“60后”所主导的社会精神空间和话语中继续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方式可能是继承，也可能是反思与批判，但无疑有代际的传承。如果说这一代的精神状况堪忧的话，那么肯定是与前辈是有直接关系的。批评谁都会，关键是要找到原因。况且对于代际的划分往往还有权力话语的争夺在内，有时候也只是为了确立自身而做出的强为区分。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当下学术环境是比较差的。学术体制有它专门化的一面，学术培养有自有的流程，所以年轻人在追求体制的道路上还是比较坎坷的，不容易出头。所以，《读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给年轻的作者和学人提供了一个表达的载体。 　　从文化群体来讲，社会也需要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群体，都有自身共同的志趣，相互之间不用遵循同样的道路。我认为这是社会健康的表征。对《读品》来说，表面上是一群人在读书，写书评，探讨文化、学术问题，事实上它也是在提供一种文化功能，提供一个空间，从这个方面来说《读品》也是具有一定社会性的，以这种方式来集聚一群人。 　　 　　国际化的视野与难寻的清通文字 　　 　　张兴军：作为你们这一代学人，与前几代学人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周鸣之：其实，这一代学人的独特之处，仍然是和时代的背景相关的。我认为他们的独特之处首先就是视野更新，更开阔。语言能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一代人绝大部分都会阅读英语文献，更有不少可以使用多国外语。其实这带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域，更国际化，知识结构更新更快。打个比方，以前的学者可能只是使用某一套理论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