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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演变路径与特质分析 　　◆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动态的历史研究法，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演变路径。以期通过总结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特质与形成条件，为北京的发展建设提供建议。 　　关键词：国际商贸中心 路径 特质 演变 　　 　　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其演进过程记录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文明开化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些城市以独有的禀赋获得了历史的垂青，逐渐成为世界商业与贸易聚集的中心，即国际商贸中心城市。 　　国际商贸城市的形成始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首先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葡萄牙的里斯本等西欧城市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领先的航海技术而一跃成为欧洲的商贸中心。16-18世纪，西欧各国海上霸权的更替以及第一科技革命在英国的爆发，使伦敦崛起并发展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商贸中心。19-20世纪，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随着技术的更新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而产生巨大变革。这期间，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历经衰与荣的沧桑变化，从伦敦的一枝独秀，到伦敦、纽约的双城记，再到纽约、伦敦、东京、巴黎、香港、新加坡、悉尼、迪拜等的百舸争流，其发展足迹从欧洲到美洲，再由欧美走向亚洲。 　　从世界城市史看，国际性商贸中心的发展演变途径可以归纳为三种：原发型、承接型、复合型。原发型城市是指城市本身是创新的发源地，自身具备发展前进的动力，能够主动吸引外来投资、也能对外输出资本。伦敦与纽约是典型的原发型城市。前者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成为全球最早崛起的工业城市；后者则是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率先进行城市产业调整的代表者。承接型城市也可称为跟进型城市，即通过开放，承接或引入它国的技术、制度、资本、信息，以实现自身的成长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类城市以东京、香港、新加坡、迪拜等为代表。复合型城市则是介于原发和承接之间的演变类型，它在国际化过程中既采取类似承接型城市的跟进模式又保留了自身特色，在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巴黎可归为复合型城市。 　　原发型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因为培养了自己的原发动力，在其向外输出商品、资本、技术的同时，也具备了对外输出风险的能力，因此在原发型城市的发展繁荣过程中，其自身承担的风险较小。一旦原发型城市发生经济危机，风险可向外界传播，由承接型城市共同承担。比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纽约华尔街上的雷曼兄弟破产开始，几乎所有开放型经济的国家都面临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难题。这意味着世界各国要共同为美国的次贷危“买单”，无论是纽约还是美国，其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因此而大幅减少。反之，由承接模式演变而来的国际商贸中心，如新加坡、香港、迪拜等，它们采取跟进策略，减免了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创新成本，但却承担了较高的输入风险，而且其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或危机也很难对外输出，需要自身消化解决。比如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9年的迪拜债务危机都只是区域性或地域性的问题，没有波及全球。这再次说明承接型的国际商贸城市因输入型的成长模式而面临较高的风险，既要承担外界经济体转嫁的风险，还要单独解决自身经济增长中的风险。综上所述，原发型城市往往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或衰退的领导者，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影响力，而承接型城市则承担了“荣辱与共”的责任。 　　 　　历经数个世纪的洗礼，能始终保持竞争力的原发型城市屈指可数，有的会由于持续创新力不足而衰落下去，如阿姆斯特丹。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亚太地区借助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力量，在二战后孕育了一批承接型城市。由于成长时日尚短，单个承接型商贸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尚不足与原发型城市媲美，其生命力的强弱也有待历史的验证，但必须承认，它们是世界商业繁荣的必要参与者，其群体优势不容小觑。若借用金字塔结构比拟国际商贸城市群的话，伦敦、纽约等原发型城市可视为“塔尖”，是消费者、商业企业乃至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而东京、香港等众多承接型城市构成了“塔身”，将来自顶尖城市的商业信息、商业资本逐级向本区域传输。以巴黎为代表的复合型城市则是这座“金字塔”上的另类，不仅与“塔尖”城市一样引人瞩目，而且它的存在使城市类型多样化，构建了世界商贸城市演进中的新典范。就巴黎而言，它虽未曾在技术、制度创新等方面占得先机，却能顺应潮流，主动进行城市改造与产业变迁，并始终注重维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围绕文化传承开展特色服务业，形成了与前两类城市完全不同的商业特色――将早在殖民时代铸就的商业时尚引领者的地位保持至今，以拥有文化底蕴的时尚、浪漫之都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