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1948年柏林大学教师学术生活.docVIP

1810―1948年柏林大学教师学术生活 　　摘要：柏林大学在学术制度建设上选择了“讲座制”。负责“讲座制”下的“研究所”的全部学术和行政工作的教授是国家公职人员。在大学教员中还有一个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的特殊群体――编外教师，这种制度是柏林大学的独创。所有大学教员在学术生活中普遍重视科学研究。讲座教授拥有对研究所的全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教授会管理学校内部事务，评议会则由政府人员和大学管理人员组成，他们共同参与大学的管理。 　　关键词：柏林大学；教师；学术生活；学术制度 　　作者简介：李雪（1990-），女，湖北仙桃人，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0） 　　中图分类号：G645#8195;#8195;#8195;#8195;#8195;文献标识码：A#8195;#8195;#8195;#8195;#8195;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1-0113-02 　　 　　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被视为现代大学的开端，融入了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创立者的现代办学理念，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等思想著称于世，开创了将科研引入大学的先河。柏林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活也开创了不同于中世纪大学的近现代色彩，在教师聘任、科研、教学、学校制度与管理等方面都体现了其独特性。其中许多理念、制度和学术生活方式仍在影响着现代大学的发展。 　　一、教师的编制与聘任 　　1.教授 　　在柏林大学的制度建设上，其创办者洪堡选择了“讲座制”，负责“讲座制”下的“研究所”全部学术和行政工作的是教授，其身份是国家公职人员，由国家支付薪水。其他的副教授、助理等教学人员都是非国家公职人员。建校之初，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下，洪堡选择采用“通过国家任命大学教授”的方式，[1]是出于他对国家和大学关系的深层思考。耶拿会战的战败，《提尔西特和约》（Tilsit Friede）的签订，使当时的德国彻底沦为欧洲二流国家。普鲁士政府试图通过高等教育的改革，“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柏林大学的创办就是这种民族意识觉醒和社会变革下的产物。因此，大学完全意义上摆脱国家控制而自行办学在当时是不现实的。时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与公共教育司司长的洪堡站在国家的立场，也出于对大学发展前途的考虑，主张大学服从于国家的发展目标，即大学应该为国家的复兴和德意志民族的兴起培养人才、贡献力量。同时，王室为柏林大学提供了拨款，并将海因里希王子宫殿赠予大学作为校址，还下令把柏林当时有助于教学研究的博物馆并入该校。作为回报，大学将教授的任命权归国家所有。 　　洪堡选择将教授聘任权归属国家还基于更深层的思考：对学术自由的考虑。在他看来，“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更同样来自于机构自身，比如（机构中的人们）在起初接受了某个思想之后，便易于将其他思想扼杀在萌芽之中。国家必须预防由此所产生的这一弊端。”[2]通过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学中选拔、审核、确定、聘任教授可以防止大学中的“门阀”之争，而使各种思想都能在大学内自由生长、繁殖、交流。德意志民族普遍对宗教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而洪堡则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从而大学教授的选拔任用不受宗教信仰的影响。 　　2.编外教师 　　在大学教员中，还有一个身份特殊的群体――“编外教师（亦称编外讲师）”。他们已经通过讲师资格考试，正在等待讲座职位，却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即“不拿薪水的无固定职业的人”。讲师资格考试是从1810年柏林大学建立开始实施的一种最高学术考试，它对所有想进大学授课的青年学者的学术能力进行测评。洪堡推行的这种授课教师制度开创世界教师资格制度之先河。所有有志于追求大学教育事业的学者，必须在取得博士学位后3～5年，提交一篇具有独创性的大学授课资格论文，水平需高于博士论文，经过其学科的教授审查通过后，方可获得任课教师资格，进入大学任教。 　　“编外教师”没有固定的收入，他们向前来听课的学生收取学费以维持生计，是“有学问的无产者”。马克思?韦伯就指出，选择“编外教师”犹如“踏上没有横木的梯子”。[3]所以，“编外教师”只是作为独立的个人站在大学的讲台上，相较于具有丰厚的收入、崇高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教授而言，他们的地位比较卑微，而且发展受到正教授的限制。根据“编外讲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主要是科学研究成就），他们有机会晋升教授，讲座教授是他们最终的奋斗目标。只有当正教授职位出现空缺时，极少数幸运的“编外讲师”才有可能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而且这种晋升必须是跨校进行的，以避免大学学术思想的近亲繁殖。具体晋升程序为教授会向教授委员会提交3位持有大学任教资格的候选人，在将候选人报给政府官员之前，教授可做出任意调整。然后，教育部官员与未来的教授就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包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