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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义之辨”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浅析

基于“利义之辨”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浅析   摘要:从公共政策实践来看公共政策最终执行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道德伦理因素,在义利之间公共政策执行主体选择何者直接决定了公共政策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公共利益。本文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公共政策执行的道德缺失以及公共政策的道德内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主体 义利之辨 道德构建      公共政策是国家或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条例等的总称,是基于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目标并最终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广大公民的公共福利和公共福祉。在整个公共政策生命周期中政策执行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其是将政策理想转化为政策现实、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效益的唯一途径,其有效性关系着解决政策问题的成败。然而从公共政策实践来看公共政策最终执行效果往往差强人意,最终导致了政策失败。原因就在于公共政策执行环节存在大量由于政策执行主体道德原因所导致的执行不力。而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则在于贯穿两千多年伦理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利义之辨”。   一、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道德缺失   “利义之辨”发端于春秋,在春秋产生了一种恶劣的情绪,晏婴称之为“蕴利”之心,其导致“事利而己”的思潮,最终形成了利欲与道德的尖锐冲突,用晏婴的话就叫“蕴利省孽”。“利义之辨”在形式上是道德与利益之辨,实质上则是“公”“私”利益之争。面对一项政策,作为政策的执行者究竟应该从公共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加以执行,是每个政策执行者面临的抉择。当政策执行者最终选择了利,这样公共政策执行中道德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而被抛弃,公共政策也随即变成了政策执行者逐利的工具。在一些地区出现滥用职权变通执行公共政策以权谋利等现象,而这些现象被公民质疑时,政策执行者总能以自己的职权和专业的知识将种种质疑一一化解。政策执行者只要有权力或能力使公众接受,“强者”就可以使自己的意志和行为??当化、合法化。其结果政策执行者轻视自己行为本质的善恶与否,一心追求利己主义的结果,促使反道德思想在政策执行者中出现。   二、公共政策的道德内涵   拉斯韦尔指出:公共政策科学应当“建立一门以解决社会中人的生活问题为方向的科学”。公共政策科学不仅应关涉政策的具体目标,还应有更宏大的目标,那就是对人的公共生活的伦理关怀。公共政策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是以“公共性”为其逻辑基础,以公共利益为其终极目标,因而公共政策自身就蕴含着伦理的诉求。   对于公共性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理解,分配论者将公共性理解为社会对公共利益的分配;功能主义者将其理解为多元社会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互动而形成的利益平衡;制度主义者将其理解为相互独立却又相互依赖的交易双方通过动态博弈而形成的利益均衡与交易的稳定性;理性选择学派则认为是通过集体选择而将个人偏好转化成社会决策的机制与程序选择。尽管不同学派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共政策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公共机制是一种社会选择机制而不是个人选择机制,其本质是公共性。“公共性”必然要在公域与私域、公利与私利、多数与少数之间做出选择,而这正是“利义之辨”的核心所在。   对于这一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孔子给予了精辟的回答,即“仁者安仁”。有仁德的人,安于仁道,其体现了孔子理想人格的价值观。孔子认为处理利义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利主要指功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指个人私立私欲如富贵利禄。利义的关系主要是道德义务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对此孔子认为应把“义”放在首位,而个人利益则是第二位的。孔子虽然不否定个人利益,但认为取利必以“义”为度,不能违反“义”的规定。这里的“义”反映在当今正是为公共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道德义务,其表现了一个民族坚贞的民族气节和优秀的民族传统,也正是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应时刻恪守的道德准则。因此儒家总是强调“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修身”也即“修己”就是要培养自己“爱人”的优秀品质,以行仁德于天下,使公共政策惠及万民百姓即所谓“养民也惠”。   三、政策执行主体的道德构建   (一)构建行政良心   行政良心是指行政人员在履行其行政管理责任和义务过程中所形成的深刻的道德责任意识以及自我道德评价的能力。当行政人员因为看到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人民利益受到损害而焦虑不安、深深自责时,我们就可以说,他拥有了值得称道的行政良心。   行政良心是行政人员将其行政责任进行道德内化的结果,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将公共利益置于崇高地位的道德升华。行政良心将成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内心的“道德法庭”和行为调节器,其将指导公共政策主体的执行行为,在这一指导过程中,行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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