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rratology-2011第2讲-广义叙述学 叙述学教材.ppt

课件来源：符号学论坛（） “泛虚构论”（panfictionality）之误 有一度时期，“泛虚构论”曾经占领学界。提出这个看法的学者，根据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所有的感知都是被语言编码的，而语言从来总是比喻性的（figurative），引起的感知永远是歪曲的，不可能确切（accurate）” 也就是说，语言本身的“不透明本质”使叙述不可能有“事实性”。 这个说法引发太多争议。例如很多历史学家尖锐地指出，纳粹大屠杀，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历史学虚构 “捍卫历史” Richard Evans：《In Defense of History》 承认新历史主义的贡献在于： 对精英史学，进化论线性历史观，宏大叙述的抵制； 历史学家越来越注意历史中的小人物和“他者” 但是书写历史不是“创造历史”（making history），读者不希望面前的“历史”只是文学想象。 历史必须是基于“史料”的追寻真实性努力。 事实性/虚构性，是特定叙述体裁要求 法律叙述，政治叙述，历史叙述，无论有多少不确切性，是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编制叙述，接受者也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理解叙述。 叙述主体必须面对叙述接受者的“问责”。 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中说她在波黑访问时受到枪手狙击，她就必须在记者追问时对此负责。 如果真有此事，那么民众可以从中读出伦理意义：“此人有外交经验和勇气，堪当总统”。 希拉里把叙述体裁弄错了，就不得不承受其伦理后果：有意撒谎，至少夸张其词，不具有总统品格。 庭辩不得不是“事实性叙述” 1852年，普鲁士当局制造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马克思评论说：“普鲁士政府已经使自己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原告方面为了面子不得不提出证据，而法庭为了面子也不能不要求证据，法庭本身已经站在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法庭面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3页，原译文中的“社会舆论的法庭”应译为“社会舆论的陪审团” Legal Narratives “拟事实性”叙述 Pseudo-factuality 2008年2月，希拉里做了个关于未来的叙述：“如果美国国会无法在2009年1月(下任美国总统上任)之前结束伊拉克战争，我做总统后也会将它结束。” 这话是否虚构？如果从问责角度，可以说既是又不是虚构：2009年希拉里是否能成为总统是个虚拟的问题。 所有的广告，宣传，预言，承诺，都超越了虚构性/事实性的分野：它们说的事件尚未发生，因此是虚构；它们要人相信，就不是虚构。 因此承诺是一种超越虚构/非虚构分野之上的“拟事实性”叙述。 之所以不称为“拟虚构性”，是因为不希望接收者把它们当作虚构。 虚构性叙述的“事实性”底线Factuality as the rock bottom 虚构性叙述，本质上是谎言，因而不能以真假论之。但是叙述的底线必须是“真实性”的，不然无法被接受。 因此虚构叙述必须在叙述主体之外，必然虚构一个叙述主体，能做一个“真实性”的叙述：讲话者（作者）只是引录一个特殊人物（叙述者）对另一个特殊人物（叙述接受者）所讲的“真实的”故事。 “事实性”叙述的主体不能分化，例如检举信不能“叙述者代言”；反过来说，如果叙述主体不分化（作者并不推出一个叙述者），叙述就不可能虚构。 假戏假看里的真戏真看 斯威夫特《格利佛游记》是虚构，但是格利佛这个叙述者对他讲的故事“真实性”负责；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虚构性叙述，但是其中的两层叙述者雷博士和亨伯特教授对叙述之“真实性”负责。这不是说亨伯特的忏悔都是事实，例如亨伯特说自己被洛丽塔诱惑就很不可靠。但是他的忏悔是作为“真实性”的叙述呈现的。 《赎罪》中的实转虚 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其魅力正在于叙述者的叙述，作为“真实性的”出现，后来出乎意料地反指为“虚构性的”，而最后坦白这虚构的“真实性”。 叙述者（一位女作家）小时候因为嫉妒，冤枉姐姐的恋人强奸她，害得对方入狱并发配到前线，她一生无法摆脱”没有赎罪”的苦恼。 她讲述了与姐姐和姐夫重新见面，似乎已有悔罪机会。但是到小说最后，又说这是她脑中的虚构，姐姐和姐夫都已经死于战争。 虚构中的事实性 她在作那一段叙述时，让自己的人格分裂出一个”自己”作叙述者，因此那一段是假的，主人公编出来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是最后不得不对自己内心的虚构编造进行忏悔。 这里的悖论是：无论事实段落，还是虚构段落，都是小说中的虚构，但在这个虚构世界中，还是必须有叙述的事实性。 “潜叙述”，“拟虚构性”叙述Latent narrative: pseudo-fictionality 日记是有意给自己留作记录的，也就是说，明确地以自己为叙述接受者。 梦或白日梦等心理叙述，与日记不同：梦者无须对叙述的事实性负责，因此是“拟虚构”。 人的所思所梦充满了意义。但是媒介（心像，沉思）的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