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实行私人开发与治理.docx

通过实行私人经营流域相关制度以实现流域环境的治理一、引言我国现行的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中央统一管理产生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不少问题。水环境管理体制的主要机构性问题是水资源管理与水污染控制的分离,及有关国家与地方部门的条块分割,特别是行政上的划分将一个完整的流域人为分开。水利水电部门负责水量水能的管理,国家环保部门负责水环境的保护与管理,市政部门负责城市的给水与排水管理,这样使得责权交叉过多,难以统一规划和协调,极不利于我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综合利用和治理[1]。各部门、各地区均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局域、单目标的规划与管理,水资源的效能无法最优化,造成管理“内耗”和办事低效[2]。我国的经济发展往往与环境保护难以协调,经济决策与环境决策也经常背道而驰,这使得流域的水环境管理步履维艰。我国虽然也在7大流域建立了流域管理机构,但它们都不是权力机构,无权过问行政及经济方面的事务;而省级水利厅拥有与其同等的权力,它们是从自身利益而非全流域的角度去考虑流域管理[3]。公众是水资源使用与水环境污染控制的直接参与者,但在我国,流域管理层却缺乏与公众的沟通;流域水环境管理的传统规划往往是从工程的角度出发的,而且大部分规划者不是来自流域地区;流域内的居民——流域社会往往被视为障碍、问题的一部分而被忽略掉,结果导致制定的流域水环境管理规划未能奏效[4]。二、对于当前流域管理的分析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对于流域的治理大多属于政府统一管理，并通过立法限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或者实行经济政策促使企业发展生产工艺减少工业对于环境的污染。在中国，经济仍然是发展的重点，作为经济重点的生产企业有恃无恐；人口密集，导致大多数企业仍是劳动密集型，使企业在发展技术上显得怠惰，因为这两条导致对于企业的监管与管理在中国是力不从心，同时，由于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错综复杂，责任分配不明确，导致在对流域的治理上虽有多个部门负责，但实质确实从不主动负责，是政府部门的怠惰。公众大多不生活在流域边，或者真正关心河流的民众在全部民众中占比太少，多数民众对于流域的管理没有切身的体会，相关宣传没有加大力度，由此导致民众的怠惰。对于流域的管理，现今有许多途径，比如建立新的流域环境管理体制，制定全流域环境规划，建立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污染补偿机制，建立流域水事纠纷裁决制度，加强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应急管理。上述的方法，在我看来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中国流域甚广，如果交由某一专门的部门负责也显得吃力，如果对于部门人员根据治理的成果来给予奖励，短期会有很好的效果，但长期进行则会有人制造污染自己解决污染以获得相关的奖励，如果是多个部门分配责任对于流域负责，虽然解决了责任分配不明确的问题，但导致在管理流域各个部门互相牵扯，办事效率下降。对于企业的许多经济政策，虽然理论上可以促进企业自觉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生产工艺，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中短期可以有较好的效应，长期之后，企业间的实力趋于相同，技术发展到瓶颈无法提高，而国家的标准只会越来越严，企业此时又会回到那个通过乱排乱放来降低成本获得竞争力的时代，相关的政策也就无效。三、将流域交由私人经营间接改善环境由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治理在现在是一项投钱而收效甚微甚至赔本的工作，所有的环境管理政策无非一是靠惩，强制对环境负责；二是靠奖，通过奖励诱导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两种途径都需要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尽心改善环境，否则所有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都会是浮于表面。所以对于环境治理需要调动某些人的积极性，更具体而言便是让某些人能够为了获得利益而改善环境，其中的一种方法便是通过将一部分河道分配给某些人，允许他们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利用河道为自己谋利，而可取的几种谋利方法，不过是利用河道养殖，或者将河道转变成一个景点做第三产业，至于其他的谋利方法如果能够获得利益，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如果能够盈利，改善当地的流域环境必然是首要条件，无论是养殖还是第三产业这一点都是相同的。当河道分配给某个人，原来政府的相关部门的职责解除，政府不直接干预个人对于河道的改造，当河道的环境优质，相关的产业才可以获得较好的收益，如果环境质量变差，为了追求利益，个人会及时地花费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用于改善环境质量，这就起到对流域环境的及时治理；如果是上游的企业乱排导致，个人可以利益受损起诉该企业，某一企业的不合法行为，原本需要由政府督查发现才会整治，在这种情况下转变成企业之间的权益斗争，既起到了对于企业的监督作用，又能避免在政府监督时可能存在的官商勾结的现象；当个人通过河道直接生产消费品，或者为民众提供服务，此时会让民众更加关心这些产品的来源是否安全，在接受相关服务时也会直接感受流域环境的质量，由此可以激发民众对于流域环境的重视，并积极参与流域的环境治理当中。四、私人经营流域的可行性分析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