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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与选择学校德育未来之路(下) 　　教师的困惑本质是社会的困惑 　　 　　 “教师的困惑本质是社会的困惑。”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傅定涛说，目前德育的困惑，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总体上可以认为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必须要经历的一种阵痛。 　　 教育是一种社会事业，教师也是社会人，社会困惑体现在德育上，就是机制不灵便，很少有学校和教师能突破这种德育机制。傅定涛认为，德育机制不灵便是教师困惑最重要的原因。 　　 “德育目标单一，而且德育目标的政治意味很强，而人的本体意味相对比较弱；内容知识化，比较虚浮，脱离生活、脱离孩子的实际；德育方式和手段比较生硬、抽象；考核的方式和标准不符合德育的本质。”傅定涛说，我国德育目标只注重方向性，缺乏时代性和层次性，目标过高而不切实际，未能靠近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基础，起不到德育目标应有的激励引导作用，结果使德育实践事倍而功半。 　　 专家表示，目前品德评价的后顾性特点较为突出，习惯于用既定的品德标准衡量不断发展中的受教育者，当受教育者的品德言行不符合既定的品德标准时，不是用新的实践去重新检讨既定的品德标准，而是用既定的品德标准全盘否定受教育者的新品德发展状态。这导致对德育对象估计失真，导致德育关系失调、对立。德育不是去积极大胆地激励引导受教育者，而是想方设法约束防范受教育者。 　　 同时，德育实践模式化问题严重，创造性不足，个性特点不明显。迷信和囿于既往德育经验（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成功经验），怀疑自己现实的创造力，不敢大胆改革、创新；德育的问题意识不浓，只看现象、凭感觉，滞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水平，不善于提出和研究问题，探索规律，从根本上提高德育质量和效果；德育工作目标停留于任务式工作水平，以完成常规工作为满足，事业感不强，尚未改进到激发每一位教育者积极性、创造性的目标式工作水平；相当多的学校习惯于盲目照搬国外或国内其他学校的德育实践模式，不注意结合本国、本地和本校实际情况构建自己的实践模式。 　　 “一些教育者错误地???为，只要讲授或灌输，受教育者就必然会听进去，考知识便是考品德水平，于是包教包办的意味较为浓厚，而受教育者的参与性较低。”傅定涛说，一些教师素质提升的滞后也是造成不少教师不适应的原因之一。老师在德育过程的本质特点如活动性、情意性体现不明显；德育活动中的形式主义较为严重，只对上(领导检查)负责，不对下(受教育者的品德形成和发展)负责，在设计和组织活动时，单独考虑德育任务的要求，较少考虑受教育者的品德基础和品德需要，为受教育者喜闻乐见和富于实效的德育活动较少。 　　 “优秀的教育必须有优秀的教师做保障，德育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需要教师们及时提升自身的素质，去适应教育本身和教育对象的变革。”傅定涛说。 　　 而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徐萍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德育对丑恶的事物基本上采取回避的态度，尽量呈现给学生美好、光明的一面。学校教育只注重树立正面的典型、解释正确的规范，忽视对社会上反面事例、错误观点的剖析，只教学生“审美”，不教学生“审丑”，长此下去，青少年就会对生活中的丑恶和不道德现象视而不见，失去了道德敏感性，成了一个在道德上麻木不仁的人。道德教育中“审丑”的缺乏是难以培养学生道德智慧的重要原因。 　　 徐萍指出，我们学校德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现代社会的公共性扩张产生了相应的对社会公共生活规则与秩序的普遍需求，这样“人人相善其群者”的公德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学校是养成公共道德的重要场所，自1993年以来的德育大纲中虽也有公德的分量，但效果不显著，存在的问题是大而空，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此外，以往的德育偏重共同的规范、守则，缺少从个性的发展、个人的实际、个体的特点出发进行教育和引导，难以使学生真正成为道德的主体，实现道德上的自由和自治。由于德育的意识形态特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德育主要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发展人的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少一线教师根据自身的德育经验也在反思。桑植县一中教师徐大雄认为，学校德育内容缺乏与时俱进精神。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如果德育内容过于陈旧，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或者没有增添新的内容，就会假大空，甚至无效。同时，目前德育所追求的道德境界过于脱离现实。这种道德教育，不仅很难达到提高人的道德境界的目的，反而会束缚人的发展。一幕幕悲剧的发生也恰好能说明这一点。再就是单向的灌输与以人为本的思想存在着矛盾，不利于德育的顺利开展。 　　 　　德育百年发展趋势 　　 　　 教师们对德育的困惑，显然应该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梳理百年来的德育之路，我们会发现一个百年难题始终困扰着学校：学校德育在塑造国民人格的过程中如何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构现代国民性，在各种价值取向的差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