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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法官职业化改革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了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目标。2003年起，全国18家试点法院正式启动了法官职业化改革，相关配套制度也陆续制定实施。然而，法官职业化的理想虽好，但要真正实现确绝非易事。正如吕忠梅教授所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职业化与行政化的矛盾，专业化与成分复杂、进出机制不畅的矛盾，法官中立与社会认同的矛盾，法官独立与地方化的矛盾……。”[1]本文仅以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这一新型审判组织模式为范本，分析我国法官职业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可行的进路。 　　 　　1 问题的提出 　　 　　法官职业化改革前，法院是按照法官――书记员的审判组织模式开展审判工作的。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法官除了审判之外，还必须从事大量审判辅助工作，严重影响了审判效率。另外，这一模式使法官在审判前就了解案情，产生预断，容易使庭审流于形式，影响公正的实现。法官职业化改革打破了这一组织模式，代之以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织模式，并制定了法官员额制度、法官助理制度、书记员单独序列制度。这些制度都是作为法官职业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设立的，如果都能有效实施，那对于实现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实现公正和效率的主题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是孱弱的，实际上这三项制度本身就存在不完善之处。各试点法院的做法也不一，有的甚至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精神相违背，因此有必要予以明确。 　　 　　2 我国法官职业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 　　 　　2.1 职业法官的选任不合理。从世界范围来看，职业法官的选任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英美法系模式，其特点是注重遴选对象的法律实践经验，贯彻精英、年长原则；二是大陆法系模式，其特点是极其严格的法律专业化学习和考试，尤其以考试为显著特征；三是日本特有的混合型模式，其特点是严格的考试和司法实践并重原则。”[2]不管采用何种选任方式，其首先考量的是质量，通过高质量的要求来控制法官数量，实现法官精英化。 　　我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最高人民法院关??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25条规定，”实行法官定额制度，在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审判工作量、辖区面积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在现有编制内，合理确定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员额。“作为法官职业化试点的北京崇文区法院、房山区法院、海淀区法院对职业法官的选任都是在确定法官员额的基础上，通过书面考试、民主评议方式产生。[3]可见，我国职业法官的选任是先确定数量，然后在现有审判人员中选任。这样选出的法官要保证精英化必须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符合职业法官标准的后选审判人员数量不小于拟选任的职业法官数。在中国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下，笔者认为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目前这种选任方式只能实现法官数量上的精英化，并不能保证选出的法官都符合职业法官的标准。有人认为，”建立法官员额制度能够在短期内解决法官精英化问题。”[4]这是对法官精英化的误解。法官职业化必然意味着法官精英化，精英化的法官必须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深厚的法律功底，优良的分析判断能力，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崇高的职业道德。因此，现行的职业法官选任方式并不合理，其只能在数量上保证法官精英化，而在质量上离法官精英化尚有距离。 　　2.2 法官助理的产生途径不合理。目前，法官助理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选任职业法官失败的审判人员；优秀的书记员；招聘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已通过司法考试但尚未获得审判职称的法院人员。选任职业法官失败的审判人员是法官助理的主要来源，很多法院都是将落选的审判人员直接转为法官助理。[5]笔者认为，将落选的审判人员转为法官助理存在弊端。 　　”按照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措施，现有大部分法官都势必转为法官助理，即使保留其原职务和待遇不变，似乎没有物质利益受损，但法官名称还是比法官助理好听，对于可能专任法官助理的法官来说，这就是一种相当明显的符号性利益损失。”[6]实际上，确实有部分落选审判人员因符号性利益的损失而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产生抵触情绪，工作消极懈怠，助而不理，不能高质高效做好辅助工作，影响了审判效率。如广州某法院从2001年到2003年人均 　　结案数从116.68件下降到102.65件。而且设置法官助理的庭室审判效率远低于没有设置法官助理的庭室。[7]另外，落选审判人员中有一部分具有丰富的审判经验，让其从事审判辅助工作确实是资源的浪费。因此，如何确定法官助理的来源，如何妥善安排落选审判人员就是我们面临的难题。 　　2.3 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各自的职责和相互关系界定不准确。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在《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法官助理的职责进行了具体规定，但实践中各试点法院的做法却不一致，如房山区法院规定法官助理有调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