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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效应制度因素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早就受到了我国学者的重视。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都侧重于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而反过来从制度因素影响FDI的进入和利用效应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现在，对FDI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规模是否过大”和“如何认识与规避负效应”两个方面，本文试图从导致FDI大规模进入和产生一些负效应的制度因素入手，从独特的视角来分析这两方面的热点问题。从而对我国利用FDI的规模和产生的负效应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制度因素影响和决定着FDI的规模 　　 　　从1992年开始，中国引进FDI的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加入WTO后，FDI进入的规模进一步增大，以至于对“FDI规模是否过大”的讨论再度成为焦点。要想理清FDI的规模问题，就必须了解导致FDI大规模进入的原因，无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看，制度因素都是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原因。 　　 　　（一）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制定FDI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 　　研究导致FDI大量进入中国的原因的现有成果大多是从供给的角度入手，即从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角度来研究。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它们主要是被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优惠的政策等所吸引。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中国政府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的政策，经济、政治比较稳定等因素对外国投资具有吸引力。在吸引FDI的东道国区位优势中包含着道路、港口、航空、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政策规制、优惠、审批程序、政府质量等基本制度环境。通常，人们把前者称为“硬”的基础设施，后者称为“软”的基本环境。在中国吸引FDI的过程中，“软”和“硬”两方面因素，哪一个更重要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中国香港大学的几名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他们收集了从1990年到2002年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投资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在大多数案例中，“软”的基本环境对FDI流入的影响要大于“硬”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对美国和日本的FDI来说，“软”的基本环境是其关注的最??要的因素。对中国大陆来说，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越来越重视吸引更多的FDI，好象尽可能地推进市场改革比建设更多的公路和铁路更为重要，即使“软”的和“硬”的两方面因素都对资本流入有积极的影响。 　　我国学者也从其他角度说明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正是凭借其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FDI。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区位条件和优惠政策对FDI的吸引力正逐渐削弱。地区的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的有效干预度等制度因素在吸引FDI的过程中愈来愈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首先，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步减少了政策上的倾斜，从而弱化了优惠政策对FDI的影响；区位条件的优势也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和网络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减弱。其次，外商投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到我国大陆投资的多为香港、台湾等周边地区的小型企业，它们追求的是短期收益，要求低收入、高产出、快周转，从而把区位优势、优惠政策当作投资区位的首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来自欧美的跨国公司纷纷抢滩我国内地市场，并逐渐取代港台的中小型企业，成为外资的主流。由于这些跨国公司追求的是长期利益，看重的是我国内地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潜在利益，因此，影响短期收益的优惠政策和区位环境等因素对FDI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弱，而关系着市场经济效率高低的制度环境则成为FDI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由于我国加入WTO后做出和履行了很多制度上的承诺，这可能是进一步增大进入中国的FDI的规模的主要原因。 　　 　　（二）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制度无效率”是导致FDI大规模进入的根源 　　目前，从需求角度分析产生更大的FDI需求的原因的成果还比较少。在这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采用需求面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FDI，认为“FDI的不成比例的现象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制度性扭曲”，进而把“中国的FDI流入视作一种制度性现象”，并把这种分析框架称为“制度基础论”。 　　“制度基础论”在解释FDI大量进入中国的根源上有其独到之处。其核心观点认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比例是由中国金融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无效率导致的。”而且，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三个突出的制度性特征限定了中国的FDI类型。首先，中国的金融系统是根据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而不是根据企业的经济性主从次序来分配资源的。政治性主从次序是无效率的，这是因为在这个次序的顶部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在其底部则是更有效率的私人企业。中国企业效率（全要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