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腐败期权化”古与今.docVIP

惩治“腐败期权化”古与今 　　 　　所谓传统的，就是今天还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东西。传统的制度设计（如反腐败法制），很多都能在今天的社会中找到影子。虽然中国古代官场即使在法律繁如秋荼、密如凝脂的情况下还是腐败黑暗迭生，虽然权力一直不可能真正受到监督，但这些并不说明法律规定本身皆无可取，更不能因此否定我们向先人学习的必要。 　　 　　陈晓案引起的争论 　　 　　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谋利益，事后至方便时再收受当事人的好处。这种腐败的方式就是许多学者所讨论的“腐败期权化”的问题。期权本是金融学上的概念，意指现在付出一定的代价，将来一定期限内，行为人可以实现的某些权利，期权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规避眼前的金融风险。而“腐败期权化”则被人们借用，形容一种比较隐蔽的受贿方式，具体说来就是官员为了规避在任期间东窗事发的风险，利用权力为人办事之后，并不马上兑现经济利益，而是留待日后“安全”了再收取好处。比如卸任后接受重金酬谢、退休后受赠当事人公司的股份等等，方式多种多样。但是现行刑法，对腐败的期权化问题没有明确规定，这便涉及到是否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问题，所以处理起来显得比较棘手。 　　1999年初，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中国电子物资公司安徽公司原总经理陈晓受贿一案，一审判决陈晓无罪，因为法律上对“事后受财”没有相应的惩处规定。这起新刑法颁布后“事后受财”第一案经媒体报道后，社会反响极其强烈。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6月30日作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这一案子才得以了结，陈晓被判十年徒刑。但司法解释只是做了初步规定，对事后受财的惩处适用范围仅限于已离退休的人员。 　　“陈晓受贿案”出现时，学者们争论纷纷，而其中大多数首先想到的是西方法律中是如何规定的，他们寻找西方国家相关理念和立法实践，希望能从中找到可资借鉴的制度，从而完善中国现今的立法。其实我们自身传统法律中有着许多完备的治官反腐制度，需要我们好好地了解与借鉴。 　　 　　??代如何惩治“事后受财” 　　 　　一直以来，“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着特殊的意味，韩非说：“吏者，民之本纲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即认为英明的君主只要治理好官吏的问题，老百姓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重视吏治的，在统治者看来，不论是在清明盛世，还是在岌岌可危的乱世，通过治吏进行的社会治理都是最富有成效的。 　　于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整套科举、选任、考课、监督的官员任用评价机制，而其中是否廉政就成为评价父母官们的首要标准。因此对官员腐败行为的预防与治理就成为历朝吏治的最主要工作。这些制度设计得相当严密，有的是对腐败的事前预防，比如任官回避制度；有的是对腐败的事后惩罚，表现为各朝都对贪污贿赂行为规定了严厉刑罚；还有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中央和地方都有专门的监察官吏。 　　于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整套科举、选任、考课、监督的官员任用评价机制，而其中是否廉政就成为评价父母官们的首要标准。因此对官员腐败行为的预防与治理就成为历朝吏治的最主要工作。千百年来，历代法律都规定了相应的制度对贪污贿赂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这些制度设计得相当严密，有的是对腐败的事前预防，比如任官回避制度；有的是对腐败的事后惩罚，表现为各朝都对贪污贿赂行为规定了严厉刑罚；还有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中央和地方都有专门的监察官吏。 　　《唐律》中“事后受财”的设置是唐律严肃吏治的一大例证，也是唐律反腐举措中最大的闪光点。《唐律疏议?职制律》中律文规定：“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以受所监临财物论。”意思是说，如果有行贿者请求官员办事，这个官员事前没有收受贿赂，事后才收取的，仍然要按受贿论处，只不过对枉法和不枉法的官员处以不同的刑罚。具体如何进行不同的刑罚处罚上，计赃定罪则是传统法律中对于贿赂犯罪一直沿用至今的量刑原则。不管赃的表现形式如何，在法律计量时都是经过统一的折算物进行量化的，唐宋以绢匹为统一折算物，官员接受的物品都折合成多少匹绢进行量刑。按照《唐律疏议》的规定，事后受财如果官员曲法处断，则依“受财而枉法”罪的量刑规定处罚，即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如果没有曲法处断，则依“受所监临”罪的规定处罚，即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两千里。 　　紧接着疏议又进一步补充说，“官司推劾之时，有事者先不许物，事了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曲法，准前条‘枉法’科罪。既称‘准枉法’，不在除、免、加役流之例。若当时处断不违正理，事过之后而与之财者，即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可见疏议中强调了事后受财枉法的，不能适用“免官”、“除名”方式来抵当刑罪，剥夺了官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