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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何以成为中西部投资标杆城市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论坛上，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杜大伟代表世行郑重宣布：“根据我们对中国120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调查，成都已成为中国内陆投资环境的标杆城市！” 　　这番话并非对成都的恭维，青睐这个城市的国内外投资者已不可胜数： 　　2004年，《福布斯》对中国660个城市的商业环境进行评估，成都在西部地区排名第一； 　　2004年11月，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评选中，成都被评为我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 　　2004年12月，《财富》（中文版）首次推出年度“中国大陆最佳商务城市调查”。成都进入前十名之列，是中西部地区唯一入选城市； 　　根据内资企业对我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的评价，成都位居第14位，是中西部唯一进入前15名的城市。 　　截至2007年10月，世界500强企业有124家落户成都，外商投资企业累计4389家。英特尔、索尼、丰田在这里设立了生产基地；摩托罗拉、爱立信、微软等IT企业的研发中心就建到这里；沃尔玛、家乐福、伊藤洋华堂在这里经营得红红火火；花旗、渣打、汇丰等外资银行也纷纷在这里设立分行；安盟保险还将这里作了中国区总部。 　　作为我国西部一个内陆城市，成都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如何吸引投资者挑剔的眼光？在经济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成都靠什么成为投资的“标杆”？ 　　 　　政企和谐互动 　　 　　2003年8月27日，英特尔公司宣布注资3.75亿美元，在成都建设大型芯片封装测试工厂，这里成为英特尔的第五个全球制造基地；2005年3月，在一期投资尚未投产的情况下，英特尔又增加投资CPU封装测试项目，这在英特尔的全球增资纪录中前所未有。为什么成都开了先河？当时担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的克雷格?贝瑞特一语道破：成都的投资软环境日益优化，令我们充满信心。 　　成都是如何改善软环境的？成都市副市长白刚解释道：促进政企和谐互动是宗旨，加强政府制度创新是关键。 　　为方便投资者设立企业，成都率先进行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建立全国首家省、市政府同址办公的政务服务中心，各行政审批职能部门在这里设服务窗口，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全市44个部门、379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纳入中心统一管理。2006年，中心办结事项近22万件，在保证法定期限内按时办结率100%的基础上，即办件的比例升至75.3%。 　　第二次，2007年7月，推出“并联审批”。服务中心新开设了综合窗口，申请人一次就可办妥所有审批。有人精确计算过，通过并联审批最快仅耗时1小时22分，最长不超过5小时56分。杜大伟对此赞赏有加：“根据世行的调查，在中国设立企业平均要花费6周、完成14道手续。成都在这方面已走到全国前列。” 　　为保证企业的差异化需求有顺畅的沟通渠道，成都大力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构建政企双向互动的交流机制。成都市政府副秘书长郑和平对记者说，政府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企业座谈会，针对企业的不同意见，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市长葛红林等主要领导每次都会出席座谈会。会上的许多问题，常常企业上午才提出，下午就有相关局委前往企业调查情况，问题很快就得以解决。在最初的座谈会上，企业需要领导拍板的琐碎问题很多，而现在，政府和企业常在会上探讨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琐碎的小问题少了，关系行业发展的共性问题探讨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城乡统筹发展 　　 　　国内外实践表明，良好的城市投资环境一定是有特色的环境，确立符合自身特点并与时代趋势相吻合的城市发展战略，已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首要因素。 　　2007年6月，成都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乡统筹，在成都的发展道路上，被赋予了重要的战略意义。世界银行学院金融与民营部首席经济学家樊启淼认为，中国农村和城市差距较大，特别是农村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缺乏，极大地限制了城市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投资环境的改善。因此消除城乡差别，统筹城乡发展也是投资环境问题。 　　引导投资，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促进城乡同发展共繁荣，是成都的一大创举。分管城乡统筹发展工作的副市长孙平分析说，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成都的近600万农民全部实现城市化，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每个人的平均成本是15万元―20万元，总共需要9000亿元―12000亿元。完全依靠公共财力是不现实的。这个难题可以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即让企业进入农村和农业，使农民拥有资源的价值进一步显化。成都开始探索农业投资融资体系的改革，把财政支农资金和支持小城镇建设的资金整合打捆，组建起市、县两级现代农业发展投资公司和小城镇建设投资公司，集聚大量信贷资金投入农业。通过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投融资平台，近四年来累计引进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国内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