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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改革思路 　　目前，我国地方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中供给过剩和不足并存的失衡现状，已经影响到各地方辖区居民在生活和生产上对公共物品的需要。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和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探索。 　　 　　一、完善现行分税制 　　 　　(一)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责分工 　　由于特定的受益范围的不同，公共物品具有不同层次的地方性。因此，应根据公共物品的公共性程度和规模经济的大小，明确各类公共物品提供的产权划分，从而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完善公共物品的提供机制。在进一步细化政府间事权划分过程中，可把外溢性相对弱的公共物品划归本级政府，把外溢性较强的公共物品供给划归多级政府共同负担或上级政府向下转移支付资金来解决，同时细分事权。要充分考虑地方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中央政府政策导向。 　　相对其他国家，中国已将更大比重的事权(支出责任)转移至基层级政府。在省以下政府事权划分格局中，县乡两级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地方公共物品供应职能，其中压力最大的两项公共支出是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重新调整支出划分有必要减少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职能，集中提供公共物品。在调整政府间事权划分结构中，可考虑把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转为由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共同承担。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进一步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不断改进转移支付的计算方法，如科学测算标准收入和支出，增强其科学性、合理性；要将税收返还、定额补助等逐步纳入到规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当中，使其真正具有均等化的功能：要控制专项拨款的规模和范围，对专项拨款进行合理分类，取消属于地方事权的专项拨款，优化结构，确保重点，将专项拨款用于国家重点支持和必保的项目：规范专项拨款的分配和程序，逐步采用因素法核定大部分专项拨款，专项拨款项目和金额的确定要透明、公开、公正、公平，提高专项拨款资金的使用效率。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对象应明确规定为县级辖区，至少应主要针对县级辖区，尤其是贫困县。 　　转移支付涉及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而健全的法规体系是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有力保证。无论是联邦制度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财政分配关系、转移支付的目标和运作方式等，都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如美国的《联邦宪法》，德国的《联邦基本法》、《联邦空间布局法》和日本的《地方预算法》等都规定了“各地区的发展和公民生存条件趋于一致”，把各地区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定为财政转移支付的最终目标。中国还没有一部中央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体系，如《政府转移支付法》等，对转移支付制度的内容、程度形式、依据、用途和监督等以立法形式进行监督还是一个空白，这样就很难确保转移支付的顺利运行。因此，应该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充实转移支付管理机构，并制定比较完整的有关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才能增加转移支付制度的透明度，使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建立起地方政府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 　　 　　(一)建立地方政府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 　　首先要建立行政官员考核机制及干部任免机制。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中凸显的种种怪现象，除了涉及社会公众监督的机制不健全外，与行政官员绩效的考核标准和方式也有很大关系。因为考核标准和方式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决策层的负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着对他们的评价和奖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起着导向功能。对地方政府来说，除了地方利益外，还有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或政府财政决策人的利益。地方政府由地方干部组成，是经济工作的行为主体，他们有其自身的利益，是利益主体。这种个人利益对地方政府的公共资源配置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地方干部的任免问题。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干部任免基本上由上级决定，同样也是上级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非政府组织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监督较弱。因此。形成对政治权力运作的根本约束限制机制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与程序，是确保财政运作符合市场根本要求的关键所在。另外，对决策人员的资格也要进行严格审查。他们既要有较高的预测、决策水平。也要受到责任与风险的约束，要从制度上把决策人员的责权利结合起来。 　　 　　(二)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在以上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的同时，只有按照公共财政的公共性、非盈利性、法制性特征要求，优化地方财政支出，才能使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地方公共物品。 　　按照“公共性”的要求，地方财政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与“生产建设财政”不同，公共财政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的。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不去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必须涉足。按照“非盈利性”的要求，地方政府就不能与民争利。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的职责只能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