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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贸易顺差原因及调整对策 　　1994年后，我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存在，进入本世纪后显著扩大。据最新统计，2007年1―2月顺差为396.1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3倍多。日、韩两国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对外贸易一般表现为逆差，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才出现较长时期的贸易顺差。日、韩的拐点分别出现在1970和1990年前后，而我国目前已出现了长达十余年的贸易顺差，且近年逐渐扩大，值得关注。 　　 　　一、“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长期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 　　 　　虽然我国外贸方针一直表述为“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但实际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服从并服务于“拉动经济增长，减轻就业压力”等内部平衡目标。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层面，均将扩大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事实上是“奖出限进”、追求盈余的。 　　 　　（一）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开放条件下，汇率构成宏观经济平衡条件的一个关键性政策调节参数。维持一个低于均衡水平的名义汇率，是我国实现“奖出限进”、实现盈余目标最为基础性的要素。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外汇制度依然属于固定汇率制度，而且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由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以及各国价格水平的变化波动，因此，虽然我国的名义汇率是固定的，但实际汇率一直在变化。1998―2001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断升值（年均5.5%），贸易顺差逐年缩小；2002―200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年均9%），贸易顺差随之不断扩大。外部平衡的变动与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加之我国的通胀率被控制在相对更低的水平上，结果是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却不断贬值。 　　在我们以往的宏观经济指导思想中，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因为增长可以缓解和有助于解决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一直积极肯定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而没有从内外均衡的角度考虑持续超出会破坏内部均衡和增长的基础，更没有从恒等式（S＝CA＋I）的角度考虑――维持低于均衡水平的汇率水平鼓励盈余（CA＞0），本身就意味着“激励储蓄而抑制消费”，意味着“扩大外需而抑制内需”。以致多年来，我们的汇率水平安排，实际上与中央早就提出的“扩大消费”、“扩大内需”的意愿相左，抵消着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的努力。 　　 　　（二）出口奖励和进口限制 　　长期以来，在我国出口管理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85年开始，我国一直全面实行出口退（免）税政策，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税率在13%左右。此外，政府还对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信贷保证以及利率优惠，通过进出口银行，对资本货物出口提供信贷支持，对出口贸易提供风险担保。 　　进口限制方面，1994年外汇并轨后，政府实施配额和许可证制度。中美入世谈判中，我们承诺降低控制幅度。估计1999年许可证与配额管理控制占到进口额的20%，目前的控制比例已低于5%。关税方面，1992年以前，我国进口关税税率算术平均水平为43.2%，在2001年加入WTO时，平均税率降到17%（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加权关税水平在3.8%左右），实行数量限制的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降到了20%。2005年关税税率降到10%。此外，进口限制还体现在外汇结售制度以及用汇审批制度上，企业和居民对进口的需求因此受到抑制。 　　客观地说，我国出口鼓励和进口限制政策的力度，在入世以来都明显弱化了，但仍不足以抵消人民币名义汇率低估、实际汇率持续走低对CA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我们分析的时期内，无论是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的安排，还是管理法规的设置，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实际上实行的是“奖出限进”政策，其效果必将使对外贸易倾向于盈余，持续地激励外部需求、抑制内部需求，造成贸易顺差的持续存在和扩大。 　　 　　二、僵化的汇率制度是妨碍贸易顺差自动调整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一直固定不变，从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汇率浮动区间依然很小（0.3%）。央行依然在不断通过收购外汇的办法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和波动。 　　在外部失衡调整方面，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结果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汇率不断贬值，导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部失衡加剧。 　　三、缺乏兼顾内外平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贸易顺差起着助推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初，央行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国内基础货币投放迅猛增加，M2快速上升（1993年升到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