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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最新发展 　　2006年，围绕国际投资协定（IIAs）提交的投资者与国家间的诉讼案至少有25起，其中18起提交至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1。如果这个数字得到确认，那么这将是自2000年以来围绕协定产生的已知案件数量最少的一年，这也表明，提交的案件数量开始有所减少。然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机构是唯一一个登记仲裁申请的公共机构，有鉴于此，它还有可能表明仲裁活动正在向其他公开程度较低的仲裁渠道转移。 　　围绕协定产生的已知案件的累计总数破记录地增长到255起（见图1）。其中有156起争端提交至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或解决争端国际中心的下属机构），有65起提交至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有18起提交至斯德哥尔摩商会（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有四起提交至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还有四起提请特别仲裁。有一起案件提交至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Cairo Regional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仲裁，有七起仲裁案件的具体仲裁渠道在撰写本报告时还未确定（见图2）。 　　至少有70个政府面临投资协定仲裁，其中44个政府来自发展中世界，14个属于发达国家，还有12个属于东南欧及独联体。面临42起索赔诉讼案件的阿根廷仍然高居榜首（其中39起争端与阿根廷的金融危机有关，或者至少部分与之相关），在2006年的前11个月出现了针对阿根廷的新的仲裁案，在此期间，只有一份意向书是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登记的。墨西哥仍然排名第二，已知的针对墨西哥的仲裁案件为17起；墨西哥在2006年没有卷入新的案件。美国和捷克并列第三，针对它们的仲裁案件分别为11起。此外，俄罗斯（9起）、摩尔多瓦（9起）、印度（9起）、埃及（8起）、厄瓜多尔（8起）、罗马尼亚（7起）、波兰（7起）、加拿大（7起）和乌克兰（6起）也是背负案件数目比较多的国家。有九个国家在2006年首次面临仲裁诉讼，除一个国家外，其他八个国家均来自发展中世界，他们是阿塞拜疆（2起）、刚果、格林纳达、马里、尼加拉瓜、塞舌尔、斯洛伐克（2起）、泰国和多哥。 　　按照行业来划分，略少于一半的案件（42%）涉及服务行业，??中包括供电、电信、举债、供水和废弃物管理（见图3）。所有涉及第一产业的案例都与采矿及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活动有关。 　　就其中的广泛意义而言，仲裁法庭在2006年做出的裁决影响深远： 　　关于最惠国待遇，有两项裁决（Suez, 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A et al诉阿根廷案，以及National Grid plc诉阿根廷案）同意投资者利用更有利的（即更短的）等待期的条款（等待期是提交国际仲裁前必须经过的环节），这与2000年的Maffezini案所采取的方式一致。然而，另外两项裁决，Vladimir Berschader与Michael Berschader诉俄罗斯联邦案和Telenor Mobile Communications诉匈牙利案均否决了投资者要求借用更有利的仲裁条款的申请，而那些更有利的条款曾出现在其他被认可的投资协议中，代表着2005年Plama案仲裁庭所采纳的最新办法。在后面这个案例中，两个有争议的双边投资协定实际上只为投资者与国家仲裁提供了没收索赔，而投资者认为，通过最惠国条款，他们本可以扩大仲裁庭的司法权限，使之包括其他协定的标准。 　　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最近的一些裁决支持并且强化了广泛接受公平与公正标准的趋势，这个标准符合经常引用的2003年的Tecmed案的裁决。例如，在LGE诉阿根廷案中，仲裁庭明确表示，“公平与公正的标准包括东道国一贯、透明的行为，以及提供和维护稳定而有规律的法律框架的明确责任，而这样的法律框架是外国投资者实现其合理预期的必要条件”。这个解释与2006年的Azurix诉阿根廷案及Saluka诉捷克案的判决一致。此外在Thunderbird诉墨西哥案中，违背投资者的合法预期将成为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05款规定的最低待遇标准的依据。然而，大多数仲裁庭发现，在该案例中墨西哥政府的行为没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种可以合理依据的法律框架。值得提请注意的还有Saluka案的判决陈述，它说“不能轻率地认定，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普遍禁止国家援助”。 　　 　　关于没收，2006年的裁决表明，没收的索赔申诉可能会产生两种问题，一种是管制是否会导致没收，另一种是没收本身的合法性。在解决第一种问题时，最近的一个间接没收案件的判决（LGE诉阿根廷案）把重点放在了平衡两股相互竞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