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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拆迁利与弊 　　1991年我国在房屋拆迁方面出台了第一部较为规范的专业法规，即《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旧拆迁条例)。2001年6月，国务院颁布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新拆迁条例)。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拆迁总量大幅增长，拆迁过程中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因新拆迁条例暴露出其不足和局限性，2007年10月停止执行。 　　据了解，《城市拆迁条例(草稿)》已经拟定，正在广泛征求专家学者、被拆迁人等各方意见。据悉，在提交讨论的草稿中，开发商主导拆迁过程的现行模式将变更为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拆迁的利弊分析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目前对于城镇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房屋的征收与拆迁的权限和程序，适用的是国务院2001年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因其与《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不一致，已于2007年10月停止执行。为此，全国人大2007年修订《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并授权国务院就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房屋与拆迁补偿先制定行政法规。 　　政府主导拆迁，使得政府真正担当起征地“当事人”的责任，对民众异议作出合理答复。这一次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说道者，也不再是置之度外的“仲裁者”，而是矛盾一方。这就为以“对话的形式”解决拆迁问题做好了政策铺垫。在法治社会，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矛盾双方的对话、博弈。强势的政府放低姿态与民众对话，本身就体现了敢于担当责任的勇气。政府承认了立场，担当了责任，民众也就找到了说法：房子若不合理拆迁是政府的责任，该找政府去说理。民众有处说理，拆迁户能态度不会像对开发商那样敌视。 　　政府主导拆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首先，政府主导拆迁在信用、资金保障、社会安定等方面将优于开发商主导拆迁；再者，更有利于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是决策层在拆迁领域决意寻找文明与秩序，坐实民权的努力；最后，让开发商淡出城市拆迁，有利于缓和当下此起彼伏的拆迁矛盾和冲突。 　　政府主导拆迁也有一些弊端。首先，有可能让被拆迁人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地方政府主导是否会确保拆迁合乎公共利益，值得商榷。地方政府毕竟也是一个现实利益主体，过去也有事实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对城市拆迁热情高、干劲大，在开发商拆迁模式下尚且抑制不住参与冲动，不惜越权甚至滥用职权打压百姓以推动拆迁工作。比较典型的有湖南“嘉禾县商贸城建设拆迁事件”，江西丰城的“株连拆迁”等。那么，一旦让政府直接主导拆迁工作，有了法律依据，名正言顺了，在百姓与政府本来就不平等的关系中，被拆迁人有可能变得更加弱势。在开发商拆迁模式中，一些地方司法机关都不敢支持被拆迁人合法维权，那么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岂不是更不敢得罪当地政府，恐怕不沦为政府强制拆迁工具就值得庆幸了。在这种拆迁模式下，连监督者和仲裁者也找不到了。 　　其次，有可能提高政府进行商业拆迁的积极性。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公共利益目的的拆迁和商业开发目的的拆迁混为一谈均由政府主导，很难把握政府对被拆迁人的利益补偿和政府对开发商的出让收益之间的关系。在商业开发拆迁中，政府先征收后拍卖，就可能成为最大的土地掮客，必然反过来刺激政府进行商业拆迁的积极性。 　　再者，有可能增加“依法强制拆迁”的比例。地方政府基于高速发展的政绩冲动，以及出让土地的收益期待，加上现在主导拆迁的便利，有可能找“公共利益”之类的借口，将开发商的野蛮拆迁演变为“依法强制拆迁”。 　　 　　对政府主导拆迁的两点建议 　　 　　政府必须要认识到，一旦接过了拆迁模式的主导权，也就意味着把道德和法律风险转移到自己身上，舆论厚望、民权重托、公信力所系，容不得半点差池与懈怠。如何把政府主导拆迁从理念和姿态，化约为具体而微的细节，考验着政府造福民生、尊重民权的施政理念和在利益面前的取舍意识。怎么办? 　　第一，抓好两项程序的建设。 　　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出台之前，要使政府主导的拆迁为民众所接受，并最终成为保障被拆迁人利益的有效制度设计，需要抓好以下两项程序的建设： 　　1，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 　　《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都有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以对非国有财产“征收、征用”的规定。但是我国目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尽管在不同领域内，在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是不同的，但是，界定“公共利益”也并非毫无办法。而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旧城改造、商品房开发统统不是社会公共利益。在实际的操作中，应当在拆迁决定作出前，举行由利益相关者参加的听证会，广泛听取民意，由参加者投票决定某项拆迁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 　　2，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回购程序 　　现行的拆迁工作，只要拿到拆迁许可之后，后面的程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