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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改革与立法完善 　　[摘要] 从追溯各国少年刑事司法模式出发，本文全面论述了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改革与完善应择取的价值和模式，阐述了当前改革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笔者结合本国情况，从程序、实体及制度诸方面提出了立法思考，并对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未成年人特点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进行了本土化设计。最后，对改革现行未成年人检察机构、重新配置人力资源及调整扩充未检职能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立法完善；改革思考 　　[中图分类号] D922.183[文献标识码] A 　　 　　一、改革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模式选择 　　 　　传统上，世界主要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可以划分为两大模式，即刑事模式和福利模式。但实际上，各国都根据各自国情对本国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不断的调整，这也决定了一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不可能被完整地归结为某个典型的模式，而是典型模式之间协调的产物。近年来，在传统的刑事模式和福利模式两种典型模式之外，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探索第三条道路，即修复性司法模式，该模式在90 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正在成为很有生命力的第三种典型模式。 　　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模式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模式。现代意义上的修复性司法源于加拿大在少年犯罪案件中引入调解机制的试验，[1]该模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作出了题为《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修复性司法措施》与《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修复性方案的基本原则》两个决议。[2]修复性司法模式的指导思想认为，少年司法制度应当兼顾社会防卫、加害人补偿被害人以及发展少年负责能力三项功能。少年司法的目的不在于惩罚少年的违法行为，而在修复该行为对被害人、少年及社会造成的创伤。[3] 　　修复性司法模式被我国学者称为刑事和解，其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之后，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志愿者）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加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4]修复性司法模式的出现，代表了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减少司法介入，凸现对未成年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护的三者并重倾向。 　　福利模式少年司法制度的衰微，根本原因在于该模式造成社会福利和刑事社会控制两个功能都无法很好实现。少年司法机构内在的惩罚特性必然导致福利保护服从于犯罪控制的要求，而过分强调福利又削弱了少年司法机构的司法功能，造成对少年犯罪的鼓励。因此，福利模式不应成为我国的借鉴模式，而严罚主义既不符合公正的司法理念，又不能实现减少少年犯罪的功利目的，亦不足取。 　　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状况看，既不能完全沿用刑事模式，也不适合福利模式，修复性司法模式与我国传统的思想、制度有一些暗合之处，但也不能现成照搬。[2]应当根据实际国情，在刑事程序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模式基础上，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构，加强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未成年人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保障，改变目前单一化的少年司法制度。 　　 　　二、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改革必须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改革未成年人检察制度与遵循国际少年司法准则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少年立法从国内立法向国际立法发展，联合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少年的国际性法律文件，其中专门规定国际少年司法准则的主要包括1985年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下简称《北京规则》）、1990年通过的《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1991年通过的《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以下简称《利雅得准则》）等三个联合国文件。 　　这三个联合国文件代表了国际少年司法的趋势和要求，已经成为各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和运转的行动指南和发展方向。在改革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国际少年司法准则。 　　（二）未成年人的特殊需要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 　　未成年人的特殊需要，是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基础。[5]改革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必须从未成年人的特殊需要出发，在改革的方向、原则、重点等方面体现其特殊性。未成年人检察制度与成人检察制度有着较大的差别，作为检察制度的组成部分，既要坚持检察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同时它又有着不同于检察制度的发展方向。从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发展比较好的上海市检察机关来看，未检机构从依附于起诉部门的少年起诉组发展成为独立建制的未检科，工作内容从单纯的起诉业务扩大为集批捕、起诉、综合治理于一体的专业化工作，实行的是集批捕、起诉、犯罪个案预防于一体的办案运行机制。这种“一体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