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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汛桥上市第一镇垮掉 　　 “杨汛桥现象”之所以为世人瞩目，正因为这不仅是一部财富成长史，更是一部规则变迁史――政府与民企之间游戏规则的变迁，乃至民企自身游戏规则的变迁。然而究竟是什么将杨汛桥推上资本运作的巅峰，又是什么将它抛向债务缠身的谷底？ 　　 　　24岁的张建国没精打采地坐在路边，取下安全帽往身边随手一放，再点了一支烟。这是他进入浙江玻璃厂的第三个月。他不是杨汛桥镇本地人，初来玻璃厂时很兴奋，毕竟这是省内著名的上市公司。可现在，他却难掩失落。听老工友们说，去年下半年，老板欠债太多、销声匿迹，股票也停牌了。焦虑的情绪开始在玻璃厂蔓延开来。 　　――这个位于杨汛桥镇国道旁边的工厂，正是这个中国上市第一镇的集体缩影。 　　工厂的老板叫冯光成。10年之前，他率领浙江玻璃登陆香港资本市场，为杨汛桥区域经济撞开了一扇资本之门。随后，这个江南小镇涌现出了10多家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上市第一镇。一时间，“杨汛桥现象”红极一时，资本市场也开始盛行“杨汛桥板块”的说法。 　　然而，冯光成与浙江玻璃的命运，也正是杨汛桥区域经济的命运。10年之后的今天，杨汛桥的上市企业们几乎整体性地陷入债务危机。工厂产销日渐萧条，小镇盛景烟消云散。 　　――究竟是什么将杨汛桥推上资本运作的巅峰，又是什么将它抛向债务缠身的谷底？ 　　 　　 　　上市潮 　　“杨汛桥现象”之所以为世人瞩目，正因为这不仅是一部财富成长史，更是一部规则变迁史――政府与民企之间游戏规则的变迁，乃至民企自身游戏规则的变迁。 　　从杭州沿104国道往东，转衙前路、杨绍线，大约40分钟的车程便可达杨汛桥镇。小镇南靠牛头山、北临西小江，人口不足7万，面积不足40平方公里。 　　杨汛桥崛起的原点，是30多年前，一群当地的木工和泥瓦匠被铁道部武汉大桥局招工到武汉，做建筑工程。那些第一次乘坐火车，经过上海，到武汉闯世界的杨汛桥民工，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返乡后，便开始自己创建企业，或者参与乡镇企业的创办。 　　然而，从此起步，到整个90年代摇身变为开始“赎买资产”的半集体半私营的???业家，最后更成长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国内A股市场上令人惊异的民间力量――这样复杂、跨越式的“裂变”背后，不得不说有着来自当地镇政府的巨大助力。 　　当年为了上市，企业必须从镇政府手里回购股份，彻底摘掉“红帽子”。而镇政府“把钱从企业中拿出来以后怎么办”？这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忧虑。当时杨汛桥镇政府的思考是，把企业完全交给企业家，一旦企业上市，政府就有了更多的资金和时间，投身于公共事务。 　　位于杨汛桥中心的紫薇文化广场就是典型一例。以前通常的潜规则是：地方政府修建这样的公共设施，都会向企业收取捐款；而企业也不会白给好处，会要求一些额外的政策。但是如果企业为了上市回购股份，那么就此定下新规矩――政府该做的事情，政府自己出钱，但是企业应该交给政府的钱，土地款，纳税，一分钱都不能少。镇政府人士告诉记者：当年的镇党委书记请来清华大学，为杨汛桥设计整体形象，将紫薇花定为镇花。而修建广场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企业只是向政府正常地缴纳税收、土地款等款项，这些钱用于公共事业已是绰绰有余。 　　显然，随着“杨汛桥板块”的集体上市，整个杨汛桥企业纳税额很大，当地镇政府收入猛增，2000年是1.2亿元，2001年为2.02亿元，2002年为3.2亿元……杨汛桥镇政府的钱袋鼓了，企业也得偿所愿回购股份冲刺上市了，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当年这个大胆改变游戏规则的镇党委书记叫张德雄。浙江省素有经济百强县镇的排名，2000年5月，张德雄怀揣着一种“把杨汛桥发展成省内经济第一镇”的抱负走马上任，其主要思路是，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促进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浙江玻璃已成为全国第五大玻璃生产企业，希望更上层楼的冯光成也正有此意。因为浙江玻璃原料供应的关系，冯从已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稀土董事长蒋泉龙处，得知以H股在香港上市，比在国内上市更容易。于是，他开始与香港资本市场接触。 　　当然，若没有政府层面的鼎力相助，浙江玻璃的上市只是一场梦。 　　一是彻底割掉“红尾巴”――当时镇政府在浙江玻璃仍持有20%的股份，如果企业要上市，那么镇政府就必须从企业彻底撤出集体股份。张德雄抓住这个改写历史的时机，几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商讨此事，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退出！ 　　二是按香港联交所要求，浙江玻璃这个项目，本来应该得到国家的批准，但当时只是获得浙江省的批准。在张德雄支持下，冯光成连忙采取补救行动，几经波折获得上级政府补办手续的证明。 　　此行不易。在获得香港联交所上市资格认定的过程中，冯光成多次打电话给张德雄，这个叱咤商海的硬汉在电话里痛哭失声，说上市非常难，不想干了。然而，正是这政企互动的艰难一跃，为杨汛桥民营经济2